《学习参考》2014年第1期.pdf
开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报告
吕东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深刻认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把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作为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面准确领会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推动全党全社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中央要求上来。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深刻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回顾、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有助于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改革开放35年：我们告别了“三个时代”
在中国一提到三中全会，人们自然想到改革，三中全会几乎成了改革的代名词。1978年以来，我们党共召开了8次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都有特定的目标和指向。我认为，决定党和国家走向、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莫过于这三次：一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农村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河”。因为权、责、利紧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为后来的国企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借鉴。正可谓“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国改革的发动机由此喷然启动。二是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破解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世界性难题，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活力、效率同时得到发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是当代中国巨变的体制之基、胜利之父。三是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起点上审时度势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35年，随着历次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大踏步推进，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地写下了风雷激荡的篇章，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世纪80年代，【匈】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作品《短缺经济学》，把“短缺”与社会主义对等起来，甚至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见现象。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自己感同身受。我亲历、亲知两件“凭票供应”的事很典型：一个是粮票供应。1967年腊月二十六日晚，父亲带我到往返160里的大别山砍柴卖（钱）买年货，次日下午肚子很饿，实在走不动了。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两粮票，在黄梅苦竹口小卖部里买一块烧饼吃。我正准备张口吞下的时候，营业员大喊一声：“不能吃啦！”因为这张粮票既不是“国票”（国票可通用），也不是湖北省“省票”，而是父亲为了维持全家生计，贩买贩卖从宿松县卷进的一张安徽省票（在黄梅不能用）。第二个是布票供应。旁边湾子的村民周冶成一家7口人都是高个子，身高均在1.9米左右，由于布票供应紧张、一视同仁，他们全家的衣服手袖、裤腿只能是短缩缩的。现在略举三例，令人振奋：一看经济实力。2012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1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29倍，外汇储备增长1.98万倍，财政收入增长103倍。35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8%的速度；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增加到2012年的11.5%，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看科技实力。其一，中国航天开启空间站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独立掌握航天员空间出舱和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的国家。近日，嫦娥三号登月成功，五星红旗在月球“亮相”，确立了中国航天大国地位。其二，航天10年发射卫星百余颗。前10年有100多颗中国制造的卫星被送上太空，在蔚蓝的地球周围织成一张庞大的“中国网”，为国人捕风追云、探索矿藏、预警灾害、指明路途。其三，中国“蛟龙号”潜入7000米洋底（所承受的压力是每平方米7000吨，相当于一个人举起一节满载的火车车厢）。目前，世界上只有11个人下潜到7000米以下，其中8个是中国人。三看交通设施建设。50年代初期，我国建造了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毛主席欣然写下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67年“文革”期间，长江建造了第二座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可谓举国欢庆。而现在湖北境内，就有长江大桥26座。中国高铁运行里程突破1万公里，占全球总长近一半，稳居世界第一。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得益于三中全会、得益于改革开放。
第二，我们告别了传统“苏联模式”时代，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经济特征有三：一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战略；三是否定和限制商品的计划经济。这种指令性、高度集中性、强制性的“苏联模式”对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夺取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引进马克思主义。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视苏联为“老大哥”，仿效苏联斯大林模式，应该说对实施前3个“五年计划”、加快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奠定社会主义大厦的物质基础功不可没。但是，这种“一大二公”、纯而又纯、“排斥商品”、“闭关建设”、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济模式已远离时代，使国民经济建设缺乏应有的生机、活力和效率。邓小平同志1982年9月1 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揭开了“走自己的道路”的序幕。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长期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1984年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谈话时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从经济的角度讲，我们是按“三个脉络和走向”走自己道路的：其一，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序推进。其二，在所有制上，我们突破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彼此消长、互不相容的误区，确立了非公有制的合法地位，实现了由“对立论”、“补充论”、“板块论”向“共同发展论”、混合经济转变，大胆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其三，在分配制度上，突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一二一、齐步走”的分配模式和把资本、技术参与分配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误区，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从物质利益的分配上保障基本经济制度的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改革、兴于改革、成于改革，其伟大性和生命力在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和“质”的规定驾驭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的“活力”和“效能”注入社会主义，从而释放出迄今人类社会制度中最大的正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35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根本成就、根本经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中国探索的成功和辉煌，让预言“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看到中国共产党“适应变化和自我修正能力”，让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感叹中国“以其自身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也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慨叹：“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坛领袖和专家学者都在研究、探源中国成功的奥秘。
第三，我们告别了外交上的“含羞草”时代，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民族成为“东方巨龙”。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实力决定政治、“弱肉强食”是一条铁律。在旧中国，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备受欺凌、任人宰割。更有甚者，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的外国领事馆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丧身欧洲，许多无辜的生命被遗忘多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在海外遭人白眼，甚至连乘坐公汽的权利都被剥夺……然而，这些都成为历史。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一度进入由美国霸权定义的“单极时代”，在国际舞台上由美国说了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重伤”、美国模式的普适价值大大下降，华盛顿不费力气和低成本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世界权力结构已经从“一超中心”向“多强权力共享”转变。G20（20国集团）的地位、作用显著上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深有感触地说：“环顾20国领袖，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讲话，所有人倾听。”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与美国一道成为两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就是说，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截至目前，世界上196个国家中共有17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来湖北视察时讲：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人访华，无论是大国小国，无论是元首还是其他人士，毛主席、周总理几乎是“有求必见”（在东湖宾馆就会见了很多非洲小国的人士）；而现在，随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外国元首和政要要求访华的太多，有的几年都排不上。最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首次一起散步用早餐，总书记那泰然自若、刚柔相济、从容淡定、充满豪情、充满底气、充满自信的画面，正是二十一世纪“东方巨龙”的生动写照，我们无不引以为豪。
（二）“六大挑战”：倒逼全面深化改革
展望当今世界，各国均处在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走势曾经有过“V”（乐观派）、“U”（客观派）、“L”（悲观派）三种预测，现在看来乐观派“V”不合实际，客观派“U”客观存在（基本依据是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悲观派“L”不无道理（基本依据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向动荡和危机时代）。从国内来看，我们正处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起步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近6000美元），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以下六大挑战。
1、转型与发展的挑战。无论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是“自行车理论”（速度慢了，自行车必倒）的角度上讲，抓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以外延型、粗放型、高投入、高能耗为基本特征的速度效益型发展道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发展模式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但现在面临着“二律背反”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1）从资源来看，我国人均煤炭、石油、天然气占有量分别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60%、10%和5%；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现在，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60%左右；别说产油大国已经被西方国家掌控、油源趋紧，即便是有油可以进口，一旦有风吹草动，西方国家卡住“马六甲海峡”的战略要道，我们就会受制于人、非常被动。（2）从环境生态来看，根据IEA的报告：2011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物、颗粒物的排放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32.9%、20.7%、33.5%，均居世界第一位。《新华每日电讯》刊文称：“雾霾席卷，中国进入生态‘还债’高发期。2013年，雾霾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呈现频率高、复合型的特点。京津冀、长三角一些城市，灰霾达100多天，全国平均雾霾天数创52年之最，空气质量触目惊心”。去年，有全国两会代表坦言：“肺是黑的，命都保不住，GDP有什么用？”由此可见，不转型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
另一方面，转型发展步履维艰，十分艰难。艰难在五个方面：（1）难在降低速度（压迫发展空间）。减排必然会严重压迫发展空间，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既保持较高GDP增长速度，又保持较低人均能源消耗的先例。同时，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必须关闭。（2）难在技术买单。由于我们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大量购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有的设备需要更新淘汰（武重、武锅），需付出高昂的成本。（3）难在能源安全压力。现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仍占65%左右（这是污染的主要原因）。减少煤炭使用需要更多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将会带来严峻的能源安全挑战。（4）难在体制障碍。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驱使“地方诸侯”为了保“帽子”和“钱袋子”，什么能增加产值、什么能赚钱就发展什么。（5）难在素质技术限制。企业提档升级、技术有机构成提高，既对员工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必然导致减员下岗。而且由于我国总体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没有穷尽，我们追踪世界、缩小差距的任务既是紧迫、艰巨的，又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中央1995年即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至今进展不快、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
2、效率与公平的挑战。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与邓肯谈话时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形象的比喻：“房子不管多小，只要左邻右舍差不多，他们都不会有多大的意见。可是一旦旁边耸立起大厦，他就会感到自己很可怜，就会不满意了”。（《马恩选集第一卷》1995年版349页）。可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群众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导致公众心理失衡、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所在。
然而，小平同志又预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其一，难在利益决定人心。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调整既得利益比触及灵魂、“斗私批修”更难，犹如“虎口拔牙”。其二，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市场经济必然讲求效率优先，只有坚持效率优先才能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把“蛋糕”做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两者往往是相互博弈排斥，很容易顾此失彼。其三，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拉开收入分配档次，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的源泉涌流；而收入差距过大又必然导致社会公众心理失衡，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其四，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理和科技信息革命的时代特点，收入分配差距必然呈扩大趋势。马克思认为，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复杂劳动可折合成倍加的简单劳动”。随着知识产权、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科技信息革命深入推进，收入差距将呈必然扩大的趋势。其五，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迄今为止，要么是巴西、印度之类的国家“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动荡不安；要么是北欧、西欧一些国家“拿钱养懒汉”，福利主义制度可持续性发生严重困难，社会窒息生机。因此，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个重大的课题。
3、推进城镇化与“非农化”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现在城镇化率虽达51%（户籍城镇化率为32%），但“三种现状”客观存在：①全国2.6亿农民工呈“倒金字塔”分布涌向城市，其中60%涌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20%分布在中等城市，只有20%分布在县城和小城镇。②农村“空心化”严重：农业从业人员多为“386199250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智力文化差的），此种现状与农业现代化“相悖”，谁来种田成为大问题。③不少网民反映：“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差距呈极端化和不断扩大的趋势。
解决上述问题的症结集中在：面对十三亿人口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国情，如何推进城镇化？其一，城镇化需要占用土地，而耕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命根子”。如何遏制“圈地运动”现象、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住子孙后代的饭碗？其二，城镇化本质上是“非农化”过程，在农业比较效益低、拿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情况下，如何把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农业持续增产？其三，城镇化过程中必有拆迁、农民工工资价格问题，如何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其四，如何保护生态环境，使青山常在、碧水长流，让老百姓呼吸洁净清新的空气？其五，如何克服“大城市病”，做到不留“后遗症”？其六，城镇化过程就是减少农民的过程，如何规避“拉美陷阱”，让进城农民有稳定的就业、收入来源，避免两极分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所有这些都是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城乡区域差距大、生态环境接近承载极限的国家推进城镇化，路子必须走正。不然就会犯历史性错误，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这个警钟，应该长鸣于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4、推进现代化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挑战。美国著名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揭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化滋生着动乱（指不稳定因素）。”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发社会动乱。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命题不仅是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外压追赶型”现代化的规律性揭示，而且也是对“内生先导型”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规律的历史经验总结，因而也成为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的一个普遍规律。之所以说现代化滋生着不稳定，这是因为在这场历史性变革过程中，充满了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进步与反动的矛盾和斗争，充满着社会成员之间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利益重大调整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巴西、印度就是前车之鉴。
在我国现阶段，推进现代化面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挑战，又是由我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其一，我们正处在转型期。转型如同快速行驶中的列车突然“由南向东”转轨一样，巨大的惯性与阻力叠加，产生一些震动、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其二，我们正处在改革攻坚期。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浅层的、好改的都改了，现在要改的都是深层次触及利益的问题；尤其是不少阶层由过去的改革“动力”变成了改革的“对象”，难免出现阻力和不稳定因素。其三，民主化浪潮。民主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国家水到渠成地推进“有序的民主”、“可控式民主”，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反之，如果推行“激进民主化”、“自由化民主”、像“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就会产生“井喷效应”、陷入危机。前苏联既是兴于民主（列宁时期），也是毁于民主（戈尔巴乔夫时期）；20世纪后期，世界上约有30个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丢失政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十分深刻。其四，当今时代，思想多元的“内核效应”、现代传媒的“扩散效应”、网上斗争的“抵冲效应”使维稳异常艰难。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一部“电台”。一件小事被坏人利用、炒作，都可酿成重大事件。
5、党长期执政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挑战。苏联共产党只有20多万党员的时候“建国”（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200多万党员的时候“卫国”（打败希特勒，夺取了抗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2000多万党员的时候“灭国”（红旗倒地，苏共解体）。这是沉痛的教训。我们党已经是拥有92年党龄、执政64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执政时间很长的党。现在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这“四大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这个挑战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变迁，决定了我们党比苏共那时面临的考验更加艰巨、更加严峻、更为紧迫。
6、中美大国关系的挑战。中美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牵心、最棘手、最头疼的事，也是牵制精力最多的大问题。台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重返亚太战略”、日本等国家对华关系强硬以及最近在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的对立，都是美国“剑指中国”。中美关系对立根源有三：首先，这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本对立决定的。当今世界，中美作为两大阵营、“两面旗帜”的“旗手”，两者必然是对立的。其二，这是推行“霸主战略”所然。美国长期奉行两大战略：一是对外推行霸主战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二是对内奉行“忧患”战略，就是树崛起较快的国家为敌和“靶子”，炮制威胁论，以增强全民族的忧患、仇恨、进取意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美国必然眼红，视我为“眼中钉”。其三，与历史渊源也有关联。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元气大伤、损失惨重，这是他们难以逝去的记忆。由此可以断言：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中美之间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而斗争、博弈则是绝对的、长期的。能否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是关系到能否赢得较好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推进改革与发展，能否正常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冷战”时期，军事竞赛拖垮苏联）。
邓小平同志20年前曾经作出一个精辟结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结论，符合唯物辩证法，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已经走到关键路口，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一系列突出的矛盾、问题和挑战。中国要攻坚克难，实现健康发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化解矛盾之法、解决问题之策、战胜挑战之方，唯有改革，别无他途！
（三）全面深化改革条件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人民群众呼唤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是35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夺取改革胜利的重要法宝。这主要是：
1、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不追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2、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同时，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办法，先行试点、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得很准了再推开。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3、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4、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善于寻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尽量形成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要注重统筹协调，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辉煌，催人改革；挑战，倒逼改革；天时，助推改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紧扣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在东方大地上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二、深刻领会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与亮点创新
我们可作一个形象的比喻：三中全会《决定》的构架，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驾驶共有“6节车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的“时代列车”奔腾向前。其中，“火车头”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节大车厢，“发动机”是“市场”和“政府”（不同的功能作用），“列车长”就是总书记、党中央。
（一）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会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揭示了改革的方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是必须把握好的第一位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联、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我们党已经在全国执政64年，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的管理水平、执行能力亟待提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管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第一，内涵是全面的，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主体是多元的，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制化的，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有4大优越性：一是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二是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三是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四是有助于增进人民福祉。
（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很多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决定》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强大动力，创造更好条件，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这一论断合乎我国的基本国情，合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合乎抓主要矛盾的唯物辩证法。
（三）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由“基础”提升为“决定”:明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使改革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谓市场配置资源，实质上就是由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信号来决定资源配置。也就是说，投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资金由企业在金融市场自行筹集，生产经营由企业全面负责。这种完全属于市场行为的经济活动，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及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决定》两个字的改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可以影响或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第二，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改革的突破口、重点等有很多讨论，有的认为是财税体制，有的认为是金融体制，有的认为是土地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据此设计出各领域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原则和检验的尺度。第三，这一论断抓住了我国现实问题的根本。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不合理的干预太多。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务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多都与政府干预过多有关。比如产能过剩，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材、玻璃、水泥、造船以及风电、太阳能等，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电器、轻工等产能过剩并不严重。《决定》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提出发挥市场配资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配置资源来说，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认识的第一次飞跃，那么时隔21年后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经济规律主要是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新的飞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探索真理、不懈奋斗的精神。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四）提出了“四个有利于”的标准，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确保改革方向赋予了新的内涵。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经完整地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对推进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中强调指出：“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要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就要坚决破、坚决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有利于”与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相比，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和增加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个政治范畴的论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是前三条标准与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相比更具时代性，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四个有利于”更具政治性、时代性、方向性、针对性，是指引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夺取事业新胜利的重要法宝。
（五）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关于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我国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由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决定，具有立足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眼于长远发展、决策效率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总体上符合我国国情，能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具体方面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不够完善的地方，突出表现在7个方面：一是权力配置和结构不尽科学，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有的没有形成相互制约。如有的部门和岗位权力过大，一个处、几个人就有着管几千万元、几亿元甚至数十亿元的权力，并且随意性比较大。二是权力往往过份集中于主要领导干部手中，少数主要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三是权力边界不清晰，有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有的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有好处就“抢”，有责任就“推”。四是权力缺乏法制约束。有的权力不是依法设立或者不是依法行使，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因为程序违法而使工作陷于被动。五是权力运行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暗箱操作和“潜规则”问题突出。六是对权力监督不够有力，各种监督的合力不强。党内监督制度特别是党的纪律监察体制还不够完善，人民群众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七是制度不够健全，障碍和漏洞较多，存在“牛栏关猫”现象，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权力没有受到有力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至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决定》中第八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第十节“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都是依据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而起草和展开的。
以上五个方面，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理论上看，都是带有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是重大的理论突破。
（六）混合所有制经济：首次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基。《决定》在这一部分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不分老大老二”，更加公平的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强调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
其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各种经济形式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制和劳动所有者利益共同体。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质上就是股份经济。就是“混血儿”，就是“杂交经济”。我们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五大功能：一是一混资本就大（放大功能）。用100%带动100%，只等于1；用1%带动99%，那才叫本事，才能使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一混产权就清，他是利益共同体。三是一混机制就活。四是一混面貌就变。五是员工持股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因为员工持股制度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微软、思科等世界一流企业都实施了员工持股，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30%。我国的华为、海鸥等企业都实行了员工持股，并成为了行业的排头兵。员工持股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次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即企业根据贡献大小，将部分股份分给包括企业管理层、科技人员和普通员工，或者职工自愿出资购买，使全体员工还能获得财产性收益，员工持股的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到了2020年，我国绝大部分国企将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其三，国有企业改革再出发。《决定》指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企业实施分类：一类是公用类企业，即主要承担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企业，如城市供电、供水、供气、供热、公交、地铁、机场、基础设施企业类等。二是保障类企业，指占有国家特殊资源，承担必要的国民经济发展保障和国家安全责任的企业，如金融、石油、电信、电网、军工、重要运输、国家储备企业等。三是商业类企业，是指处于充分竞争性领域的企业，除前两类外，都可以归到这一类中。国企分类是国企改革的基础问题，涉及到国企改革的性质、标准、目标、途径和社会资源分配和效益分配，哪一类国企应该用哪一种办法？哪些垄断是应该有的哪些是不应该有的，混在一起是否容易形成大锅饭现象，并造成混乱？《决定》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给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依据，标志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分类分层改革与监管的新阶段。
其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主要是“一废除三鼓励”，即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七）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疏络、铺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一是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是一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投资准入管理方式。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限制和禁止企业投资和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清单以外则充分开放，即“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只要按照法定程序注册登记即可开展投资经营活动。】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治失信。建立优胜劣汰市场化推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二是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三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八）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清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定位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要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离开了政府“有形的手”，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市场因其天然缺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主要表现在：（1）容易导致垄断或不完全竞争；（2）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可能产生负面的外溢效果；（3）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4）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或不对称性容易导致经济中的不确定性；（5）区域发展不协调。正因为如此，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作“后盾”。但是，要解决好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的5项职能，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具体来讲：一是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今后，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二是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的速度评定政绩的倾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就是“一减少、两个一律”。“一减少”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两个一律”是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同时要“五个加强”：加强发展战略、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九）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政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行财政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形成的，但随着形势发展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问题也与财政体制不健全有关。一是预算管理的粗放导致了突击花钱，搞“形象工程”等现象的屡禁不止。二是随着公共财政向民生项目的支出比重越来越大，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征“过头税”和“过头费”的乱象。三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今年全国卖地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将再破3万亿元，约占地方财政收入（本级）的50%。有网民讽喻：“政府同土地开发商的关系是丈母娘与女婿的关系。”这些都导致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在宏观调控的步伐上很难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方面必须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必须完善税收制度，培养地方长期稳定的税种，改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这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归纳起来，主要是实施“三建立、一取消”。即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二是完善税收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决定》赋予了地方更多自主权，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十）采取综合系统措施，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三中全会号角又传“三农”喜讯。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主题，写的条款达5条之多（约占整个《决定》业务条款的1/10）。《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中，财产性收益所占的比重很低，是增加农民收入最大的潜力所在。《决定》指出：一是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三是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四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五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十一）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决定》中写的协商民主是“大民主”。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全过程。一是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二是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点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是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四是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
（十二）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一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地行政执法体系。三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四是逐步减少使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地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一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二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国家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三是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机制。完善直接服务和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严格的财政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6个不准”：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十四）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过程，是一项慢功夫。但由于受不良风气影响，教育上的功利主义比较严重，学校片面追求高升学率，家长“望子成龙”、“逼女成凤”，社会唯名校、唯学历现象大量存在。加之一些培训机构的忽悠炒作，许多人形成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紧张心理，带着孩子奔波于培训班、“占坑班”，参加了五花八门的竞赛取证，这些都加重了孩子的负担，扼杀了孩子的天性。本应自由翱翔的“小天鹅”变成了“小烤鸭”。我国现行教育的弊端有三：一是摧残青少年身心健康（驼背、近视眼）；二是扼杀了创新能力，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三是许多高校、名校学生由于缺乏理想信念，流失国外严重（说轻点，是拿钱为别人培养人才；说重点，是拿钱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决定》指出：一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长效机制。二是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三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四是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
（十五）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形成“橄榄型”的结构。每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都有一些问题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重点，但持续关注、热度不减的问题并不多，收入分配就是其中之一。据人民网“两会”调查，近10年收入分配关注度始终居高不下，2013年又名列第二。调查显示，98%的网友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过大，许多网友期盼，国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动真格”。收入分配到底怎么改，关乎每个人的利益，牵动全社会的神经。对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可以讲四句话。第一句话：差距依然较大。第二句话：国家高度重视。第三句话：改革一直在路上。（比如连续多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国近三年年均增长21.8%；比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第四句话：成效初步显现。收入分配改革难在哪里？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难在监管跟不上；难在公平和效率的度不好把握。
《决定》的框架思路是：其一，健全初次分配制度，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由市场形成的初次分配格局。《决定》中指出：“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岗位分红权激励等多种分配办法。完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特别津贴、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制度，继续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确定薪酬的制度。其二，优化制度环境，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收入。《决定》指出：“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其三，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必须强化政府责任。《决定》指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其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在体制机制创新。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势必牵涉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包括“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硬骨头”。《决定》明确要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橄榄型”是两头小、中间大的通俗比喻，是指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均占少数的形态。“橄榄型分配格局”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社会阶层理论”，是将学术语言第一次写进党的文件。提出这样的分配格局，表明了我们党解决效率与公平矛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和指向。
（十六）扣紧“舌尖上的安全阀”，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药品安全关心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如何让人们吃得放心、吃得安全是政府必须承担的重要职责。这几年，尽管党和政府下了很大决心、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各种食品医药安全问题还是屡屡出现。仅2012年，全国就侦破食品安全犯罪案件9700余件。食品医药安全问题为何频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监管体制缺陷。我国食品安全监督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对食品进行监管的部门多达15个，难免出现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多头管理的问题，往往有利的时候争着管，没利的时候往后闪，出现问题互相推诿，“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容易产生“人人都管事、事事无人管”的监管盲区。二是执法问责不严。法不足畏往往使一些人唯利是图、知法犯法。甚至有的执法人员置法律权威于不顾，“睁只眼、闭只眼”，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三是监管能力不强。仅眼观目测难以发现安全隐患；安全标准检验检测、风险监测等技术体系还不完善；时常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决定》指出：“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前不久，我们赴山东考察学习“三农”工作，寿光、安丘等地紧紧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一核心目标，从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入手，健全完善了组织领导、质量标准、控制管理、检测监控、查询追溯、多元化市场、科技服务、诚信管理的“八大体系”，形成源头控制、过程监管、末端检测环环相扣的三道质量安全监管防线，保证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农产品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打开了闸门，也为全国农业发展树立了“金质标杆”。其经验感人至深，值得借鉴。
（十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以往，我们一直使用“社会管理”的提法，《决定》则使用“社会治理”的概念。由“管”到“治”一字之差，体现出打造改革升级版的实质性变化。“社会治理”的提出弥补了原有“社会管理”内涵的局限，使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得到拓展。《决定》强调：一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二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三是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四是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十八）首次系统阐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了空前的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但是，目前我国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是国土空间过度开发、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这些问题有自然、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几十年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开发带来的，而相关体制不合理、机制不健全则是更深层次原因。《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力度最大、刚性最硬。一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二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三是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环保污染第三方治理。四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五是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
三、深刻认识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开启改革开放征程35年来第三次重大突破，其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在党和国家发展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均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一）理论意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讲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两个层面而言的。一是从发展轨迹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探索：第一阶段从1917年列宁在俄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1992年，主要是探索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开始至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的探索都是马克思未曾讲过的，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尝试。在第二个阶段的探索中，我们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辅助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鸟在笼子里飞”）、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基础性”（不找“市场”找“市长”，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到现在的“决定性”转变。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一场革命性转变，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由板块结合到融合、由浅层结合到深层次结合，如同万吨远洋大轮引入“核动力”，必将引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发生深刻变化。二是从如何发挥好根本体制优势来看。毋庸置疑，我国的根本制度、根本体制是好的，已经充分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根本制度≠具体制度，根本体制≠具体体制，根本制度、体制≠实现形式。如同“好马须配好鞍”才能跑出高速度、解决“最后一公里”渠道才能更好地实现有效灌溉一样，只有选择好的“具体体制机制”、适当的“实现形式”，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进一步释放出来。随着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中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及其实现形式呼之欲出、日趋完善，必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实践意义：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矫健的英姿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其一，从历史方位来看。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物质与精神、硬实力与软实力上，均积蓄了一定的能量，具备腾飞跨越的基础。随着这次宽领域、大跨度、高强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发展的障碍将进一步扫清，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必将极大地释放科学、优质、可持续的社会生产力。其二，从抓住和用好机遇的角度来看。机遇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近代中国的沉沦很大程度上讲，源于我们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失去了三次复兴强国的机遇。从时间节点来看，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恰如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相耦合，有助于理顺结构、强基固本，抓住、用好这个重大机遇，乃至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呈几何级数发展，从而极大地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其三，从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力来看。一个是从“三个亲任”看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小组组长、在三中全会亲自做《决定》起草情况的说明、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大公报》12月30日载：“他向各方释放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中国之深化改革真刀、真枪地动起来了……同时也是为了解决过去十几年‘政令难出中南海’和‘部门利益捆绑国家利益’的现象，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被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另一个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主政一年以来，以实现中国梦为己任，率先垂范抓作风建设、抓铁有痕推进工作落实，先后出台并严格实施“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65条）、公务接待26条铁律（管住吃、住、行、游）（截至10月31日，近2万人因违反规定被查处。仅就化解产能过剩、治理大气污染而言，河北省11月24日一天即拆除8家钢铁企业、高炉转炉26座。这一年，正可谓煦煦新风洗礼神州大地，国内外好评如潮。凝聚人心靠“真理”（理论）和“人格”（作风）两种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格的力量更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政新风，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念、信心和决心，形成了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正能量。
（三）国际意义：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将会做出更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跃上东方地平线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将对世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一，推进科学发展，牵引世界经济发展。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仍在低谷中徘徊，如何复苏经济、走出危机阴影是各国政要乃至国际社会思索最多的一个大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影响。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进出口订单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德国《世界报》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不再只同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就连德国也从未如此信赖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受到中国人民欢迎、世界投资者期待的改革决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彼德认为：如果全球缺了一台中国发动机，那对于很多国家的经济复苏而言绝对是噩梦。不少美国智库纷纷召开与中国主题相关的研讨会，研判三中全会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走向，以及对美国可能带来的影响。其二，建设生态文明，打造地球“美丽家园”。现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气污染严重，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据有关方面预测，本世纪末地球平均气温将要上升4摄氏度左右）。这种来自自然界的全球气候变暖危机比来自社会领域的金融危机更可怕，正如有关人士所言：“人类已经到了阻止毁灭自己的时候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共产党继党的十八大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对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了空前、系统、刚性的部署和强调，体现了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务院发布大气治污“国十条”，投入17500亿元治理雾霾）。中国空前的举措行动，令各国赞叹不已。其三，中国模式给世人以吸引、示范和启迪。改革开放35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巨大成功令不少国家专家学者乃至政要都在探源、解读中国成功的奥秘。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枝独秀、傲然开放。随着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这部核动能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模式”必将日益释放出更加顽强的生命力、显现出更美妙的青春，从而震撼世界、影响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吕东升，男，1953年12月生，湖北黄梅人，法学博士、经济学研究员，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客座博导。现任中共湖北省委决策支持工作办公室主任、省人大常委、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曾多次应邀来我校做政策辅导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