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2016年第6期.pdf
目 录
红军长征概述... 1
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意义... 4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独立自主成就胜利之路... 14
不忘初心，在新长征的征程中弘扬长征精神... 19
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谱写的壮丽英雄史诗，它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关于组织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的通知》（校党〔2016〕58号）要求，为扎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本期《学习参考》特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专刊，希望各单位、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学习，更好的激发师生的爱国情怀，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努力成为长征精神的践行者、捍卫者、守护者，以伟大的长征精神投入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红军长征概述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泽东这首著名的七律《长征》，对它作了形象而生动的概括。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镇压。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畏惧地从血泊中站立起来，于8月1日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接着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建立了数十支红军和游击队，开辟了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1931年年底，全国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后来发展到近30万人。但是，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犯的几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蒋介石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其他根据地领导人的正确指挥下，大部分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至四次“围剿”。但在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广大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却未能打破，中央红军不得不被迫长征。
随后，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出发长征。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初，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又遭到惨重的损失，特别是湘江一战，全军损折过半，由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后来，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各路红军终于先后到达陕甘地区，胜利地结束长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各个根据地的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的一个后果，也是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军事行动。正如毛泽东1961年6月21日在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所说：“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红军长征虽然是被迫进行的，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确是“光荣的”。在两年的时间中，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翻越了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座座高山，跨过了激流汹涌、难以渡过的条条江河，穿过了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一层又一层、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他们顶寒风，冒雨雪，忍饥挨饿，遭冷受冻，甚至吃草根、咽树皮，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终于赢得了长征的胜利。这是人类创造的一大奇迹，是一曲胜利的凯歌，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第二次由失败转向胜利的关键。它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渡过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迅速地打开了新局面，掀起了革命的新高潮，一步步地走向了最后的胜利。因此，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来源：节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红军长征史》）
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意义
李荣珍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红军长征是重大的战略转移行动，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始终围绕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落脚点问题。陕甘苏区最终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给予陕甘苏区以高度评价，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个陕北指的就是陕甘苏区，既是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领导开展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从这个评价看，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
中国的抗战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开始组织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旗帜鲜明的表明坚决抗日的立场。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红军在一定的条件下愿意和一切武装部队签订停战协议，共同抗日。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曾派出多支北上抗日先遣队探路，表达出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北上抗日。由此看，从九一八事变到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系列抗日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红军长征，正是党领导的以实现抗日为目标的重要行动。
1935年6月中旬，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随即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提出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救国的任务，再次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并确立了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作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应该说，党中央对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抱有很大希望，极力主张向甘肃方向发展，就是想尽可能的到人烟稠密的地方，到接近抗日前线地区落脚，扩大整个西北地区为战略区域。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一段时间内，党中央讨论的重点始终围绕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来展开，而且提出了着重点在陕甘。1935年8月5日，在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提到了甘陕，指出：“红军到甘陕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地方党的工作。”在党的文献中，这应该是中央红军要到陕甘去的最早文字记载。为什么这时的中央文件会提到陕甘，提到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九军呢？这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得到的新信息大有关系。红四方面军活动区域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与陕甘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红军战士读本》第2册第４课中就已经将陕甘边苏区列入《中国十大苏区》，课文写道：“中国现在有十大苏区：江西苏区（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粤赣边苏区、赣东北苏区、闽浙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陕苏区、陕甘边苏区、川陕苏区。”另外，在红四方面军中，就有曾与陕甘边苏区有过密切联系的陕西人在工作，如张德生是在1933年陕西省委遭破坏后，由兰州转移到汉中，任中共汉中特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调到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他对1933年前的陕甘边苏区是了解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德生曾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边一带地理民情等情况。另一位是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贾拓夫，1933年他代表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后留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途中，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陕甘因素的存在，所以中央文件中出现了红二十六军，但没有出现红二十七军，是因为对1934年后的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还缺乏进一步的了解。在逐渐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党中央北上抗日，落脚陕甘的意图也渐渐明确。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在随后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北上和南下战略方针发生严重分歧后，9月10日，党中央发布了《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坚持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实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而斗争。这时的党中央，不仅考虑到长征中红军的安危和生存，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推动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大问题、如何担负起和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把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的基本路线，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要坚持北上抗日，要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就必须有稳固的落脚点，如果没有一个落脚点、一个稳定的革命根据地，这些考虑只能是考虑，很难有实现的可能。党中央此时更加关注落脚点问题，首先是继续坚持落脚川陕甘，虽然张国焘的南下行动给这个方针的实现制造了很大困扰，但在相当一个时段内，这一方针被常常提起。
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举行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作的《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中，提出“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虽然这里提出希望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支持来确定落脚点，但不能忽略其中提到的所经路线中的陕甘因素。峰回路转的是1935年9月20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哈达铺从大公报、晋阳日报、甘肃民国日报等报纸上，看到了登载陕甘苏区不断扩大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不断取得胜利以及红二十五军即将与陕甘红军会合的重要消息，获得了“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的新闻，于是毛泽东于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发现报纸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向陕甘根据地进发的叙述在许多红军干部战士的回忆中屡见不鲜，连少有引用的邱会作回忆录也有详细的描述。他回忆道：毛泽东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里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邱会作还回忆，下岷山后的这段时间，因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大家的情绪非常低沉。但在哈达铺确定中央红军落脚点之后，行军路上的毛泽东却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舞部队的士气，他激励大家说：我们红军这几年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到了陕北，先要扩大地盘，那里南边有关东平原，自古以来就是成霸业的地方，我们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领关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个边。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新的报纸不断发现，新的信息不断传来。于是，9月27日，具有决定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研究了红军落脚点问题，正式决定并宣布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邻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甘，去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把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是基于对陕甘根据地作出准确分析研判而作出的正确决定，这一决定是对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选择，为红军长征胜利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完成了两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11月3日，由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组成的新的红一方面军成立。尤为重要的是，党中央获知陕甘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时，及时纠正肃反错误，将被关押的陕甘群众领袖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解救出来，消除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危机。随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奠基礼。
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也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愈演愈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的时候，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意味着陕甘革命根据地已站到中国革命的最前沿，长征红军到达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
二、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向北方的转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期和中期，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在南方地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在毛泽东创造的井冈山道路指引下，取得巨大成功，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大大小小根据地有几十个之多，大多数是在南方。汹涌澎湃的苏维埃浪潮也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高度恐慌，“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一直在持续。但在红军长征以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各地革命斗争的失败，党经过艰苦奋斗建立的南方根据地绝大部分丧失，党在国民党区域的组织基本被破坏，党和中国革命陷入严重的危急之中。
然而，就在南方革命逐渐趋于低潮之时，在西北的陕甘边界地区，苏维埃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一方面这里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国民党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频繁，集中于权力争夺；另一方面这里地域偏远、地广人稀，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相对薄弱。陕甘共产党人巧妙利用当时陕甘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权力相对薄弱的政治环境，积蓄革命力量，发展根据地。尤其是1934年，国民党统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围剿”中央红军、消极抗战和对美国等外交调和上，陕甘边红军则乘机打出一片新天地，于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1935年6月，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更广阔区域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新的高潮的兴起预示着陕甘地区已成为中国革命的新兴之地。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大公报》和陕西、山西等地报纸纷纷报道，把陕甘革命高潮的讯息传播到全国，客观上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的告示。
红军开始长征，说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的南方敌强我弱，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革命根据地难以持久坚持，必须实现革命大本营由南向北转移。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现蓬勃发展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央领导集体给予陕甘苏区高度评价，1935年9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在《前进》报上发表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情感热烈地写到：“反动派消灭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切企图都是徒然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它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倒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这是榜罗会议之后发表的文章，充分证明党中央将在发展中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落脚，也证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新的高潮，高潮所在地就是陕甘根据地，同时进一步证明，苏维埃运动的中心也正在由南方转向北方，确切讲，是西北。
红军长征之时，也是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之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扩大，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主要集中在北方，迫切需要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要从南方转向北方，革命的力量也要集中在北方，进一步担当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党中央把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后，革命力量获得了新的更大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迅速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民族抗战创造了必要条件，从而使中国革命迈向抗日战争新时期，由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的陕甘宁边区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的大后方和全国抗战进步力量的中心。
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他提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认为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1935年至1936年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两个错误先后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以及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下得以纠正。但毛泽东指出，正是因为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从毛泽东这段振聋发聩的历史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选择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有其历史必然性。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也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完成。
三、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
红军长征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中央以根据地为立足点，开始实施重大战略部署。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明确提出党在今后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要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为此，党中央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是进行东征，1936年2月至5月的东征战役中，红军转战山西50余县，壮大红军队伍，使党的抗日主张传播到更广阔区域。5月，为继续扩大陕甘根据地，党中央决定发起西征战役。西征红军兵分两路向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三边、陇东、固原等地挺进，接连解放了陕西的定边、安边，甘肃的曲子、环县、庆阳（今庆城）、镇原，宁夏的盐池、同心、豫旺、固原等广大地区，陕甘根据地进而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继而，迎来了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盛事：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三大红军主力在西北地区的集结，达到了党和红军的大团结，也使得革命力量积聚在靠近抗战前线的地方，有利于红军奔赴抗日最前方。红军三大主力凝聚起来的力量首先展现在1936年11月举行的山城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78师232旅和234旅两个团，遏制了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西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要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基点，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党中央在汲取陕甘革命根据地成功统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务实有效的统战工作。由于已有基础，对杨虎城西北军的抗日统战工作，很快取得显著成果，签订了西北军与红军互不侵犯的协议。1936年4月，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达成秘密停火协议。在红军西征中，继续对东北军开展广泛的抗日统战工作，使得两军对垒的前线，出现了共同高唱抗日爱国歌曲的景象。至1936年冬，西北地区已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感召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共中央则以民族命运和革命前途为重，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直接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局面迅速形成，陕甘宁根据地随之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在1944年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还指出：“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泽东这段话充分说明，陕甘宁边区已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中心。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由此，陕甘宁根据地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八路军主力部队从这里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创建了更多新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更广阔的敌后战场。抗战时期，在全国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达19个，最亮眼的就是陕甘宁。习仲勋曾经指出：“它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为中共中央提供以前不曾有过的相对稳定政治环境，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思想，其中就有陕甘边多区域作战战术的内容，“狡兔三窟”的实际运用使得敌人后方出现了更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神出鬼没的消灭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同时，陕甘宁边区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重要基础。边区成功的局部执政经验饱含着陕甘根据地时期执政经验的基础。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写成《新民主主义论》，对建立新中国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其中就有陕甘根据地所创造的实践经验。对此，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上讲话中曾有这样的评价：“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进而分析道，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为大本营，运筹帷幄，指点江山，指挥着中国革命的全程，最终取得了全面性的辉煌胜利。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有段名言：“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红军长征胜利的标志是到达陕甘根据地，八路军出发奔赴抗日前线始自陕甘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胜利也与陕甘根据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再一次印证这样一个道理，落脚点在哪里，再前进的出发点和大本营就在哪里。正因为陕甘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这种巨大的起承转合作用，也就赋予了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来源：《苏区研究》）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独立自主成就胜利之路
邵维正 中共党史学家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政策理论教研室教授
长征是红色的丰碑，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处理党和红军重大问题的开端。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讲起。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以下简称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作出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中央机构人选、战略方针确定，到政策策略、战场指挥都要由共产国际批准。独立自主，首先是要独立，未获独立，谈何自主。中国共产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被动状态。
长征开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外因上讲，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中断，中央机关和红军都在快速流动，又无其他有效方式取得联系。从内因上看，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艰苦曲折的奋斗，逐步成熟起来，能够独立自主处理党内和红军的重大问题。长征期间的实践也表明，中共中央成功解决了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难题，独立自主的原则从此开始确立起来。
一、 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10月长征开始后，由于电台遭到损坏，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三道封锁线，当强渡湘江冲击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指挥失当，行动迟缓，红军损失惨重。如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红军战略转移方向，急调重兵在沿途布阵，企图围歼北上的红军。把持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前进，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危急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建议放弃原计划，转兵向西到敌军薄弱的贵州开辟新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拒不接受，仍坚持北上湘西。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挺进贵州北部，连克七座县城，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晚，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开创新根据地的战略决策，这时实际上已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次重要会议的结果，中共中央首次独立自主确定战略转移方向，打乱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的企图，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开始转向主动。
二、 独立自主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于中共中央正确选择了战略转移方向，红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党内和红军中许多同志对当时中央领导的军事指挥产生怀疑和不满，尤其是湘江战役的失利使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中央机关进入遵义，有了暂时稳定的环境，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也相继发言，集中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了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遵义会议否定了第三次“左”倾的领导，顺理成章地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5日，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的总责。长征中最紧迫的军事指挥机构也相应改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央领导人选，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将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三、 独立自主实施作战指挥
长征过程中军情紧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军事指挥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中央领导经过改组，尤其是新“三人团”产生之后，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案，实施独立自主的指挥，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曾准备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西北部创建新根据地，但因四川军阀调集重兵拼死堵击，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这时，蒋介石部署数十万大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中央红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红军从1月29日西渡赤水河，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四渡赤水。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又出其不意向南疾驰，向敌军力量空虚的云南进发。红军挺进到昆明以北，虚晃一枪之后，主力迅速向西北方向转移，5月初渡过金沙江天险，继续向北前进。3万红军以神奇的战术，打破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绝地重生，转危为安，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
中央这一时期的军事作战指挥，是依据敌情我情的不断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施的，与长征前期和初期教条式指挥形成鲜明对比，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高超，也有力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四、独立自主选择长征落脚点
由于长征前准备工作仓促，加上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也曾几经调整改变。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时，最初的目标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此意图被国民党发觉，重兵堵截，难以实现北上。红军转兵向西，准备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开辟新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当局调集几十万大军，企图在遵义地区围歼红军主力，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也不可能实现。随后，又曾准备在四川西北部、川滇黔边境等地区建立根据地，都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战略主动权而不得不放弃。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18日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形成决议。此时的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野心膨胀，以种种理由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为避免冲突，中央率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到达哈达铺时获悉陕甘红军与根据地仍存在，中央常委决定开赴陕甘革命根据地。陕北既是长征的落脚点，同时也是新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里出发，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回顾历史，独立自主的原则来之不易，是付出沉痛代价以至流血牺牲才取得的，成为长征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引发出深层次的思考。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和党内问题，已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以贯之，在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五、 独立自主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谈不上发展创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这次重要会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强调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就把党在长征中的实践，提高到理论形态，运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对战略层面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
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经验而得出的哲理性结论，也是开创新局面的创造性理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坚持独立自主，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离不开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这一力量基础。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什么路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作了有力的回答：“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丰富实践表明，正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着力于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们应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自觉接过红军长征时期所形成的坚定信念、坚强意志和优良基因，继承和发扬党与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创新思维和独立自主品格，以非凡的智慧勇气和胆识魄力，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
（来源：《解放军报》2016 年8月31日第五版）
不忘初心，在新长征的征程中弘扬长征精神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是红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80周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耀眼的一笔。
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途中,红军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举世所罕见的。但是,千难万险压不倒、压不垮气吞山河、勇往直前、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红军战士。伟大的长征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挠不折、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永远保持的初心。
历史告诉我们，二万五千里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红军将士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我们回顾长征历史，不是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不忘初心,弘扬长征精神，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开始新的伟大长征。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宏伟战略目标,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新长征过程中,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红军长征胜利已经80年了，我们要永远保持红军长征时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95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全党要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中国共产党人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在迈向新长征的征途中,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不忘初心，正在走新的长征路。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中继续前进。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来源：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