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2015年第9期.pdf

目 录

1、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2、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3、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陈述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场空前规模遍及全球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20世纪人类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役的殊死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始终是反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为最终战胜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最早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开辟了人类正义力量抗击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场，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法西斯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股邪恶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妄图以侵略战争为手段，把法西斯黑暗制度推行于全世界。在整个世界面临危难、人类面临法西斯暴政统治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为反抗法西斯侵略而战，就具有了双重的历史涵义：既是为国家主权、民族解放而战，也是为人类避免法西斯暴政统治而战。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并迅速侵占东北的一些大中城市。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从10月份开始，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打击日寇。11月，黑龙江省驻军抗击日军对齐齐哈尔的进攻，进行了嫩江桥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先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坚持长期的极其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处处遭到打击。1932年1月，日本法西斯又在上海挑起战争。中国第十九路军面对日军三次增兵总数约10万人的疯狂侵犯，血战30余日，进行了英勇的淞沪抗战。1933年3—5月，日军侵犯长城一线，中国军队用劣势装备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展开激战。为抗击日军进占察东，1933年5—7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作战，收复失地。1936年11月，中国绥远驻军抗击日军向绥东的进攻，取得收复重镇百灵庙和大庙的胜利。

从1931年到1937年上半年，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在国际上，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英、法、美等西方大国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短视的“中立”或“不干涉”的政策。这客观上姑息纵容了德日意法西斯，致使法西斯集团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人民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奋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武装侵略，用自己的血肉抗击日本法西斯征服中国、征服亚洲、控制世界的图谋。这固然是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战，但同时更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战。中国人民最早负担起反抗法西斯的重任，中国抗日战争开辟了人类正义力量抗击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场，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二、历时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规模宏大，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中国胜利结束，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把战火扩大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中日战争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地区进行。中国与日本法西斯交战的兵力最高时达1000余万，其中中国军队近500万，民兵200万，日军近200万，伪军100多万。在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0多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其中仅八路军、新四军歼敌以上的战役就达7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毙伤俘日军150余万，歼伪军118万。战争结束期间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投降伪军146万人。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使日本损失124万多人（内含印缅作战时美英中共同歼敌16万余人）、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歼、俘敌67万余人。相比之下，就可以看出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事实表明，中国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是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合作的结果。中国抗日战争牵制打击了日本陆军的主力精锐兵团，同时也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在亚洲开辟反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场，与中华民族的敌人血战到底，就是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在反抗法西斯邪恶势力。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给人类的正义事业和前途带来了光明，给当时欧亚遭受法西斯暴政统治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三、中国的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困住日本法西斯，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瓜分全球、称霸世界、实施暴政的侵略图谋

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提出了控制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的全球战略。但是，法西斯集团军事图谋的实现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在欧洲它必须打败苏联，在亚洲它必须打败中国。苏联和中国分别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欧洲、亚洲的中流砥柱。苏联的抵抗和反击像一把大铁钳掐住了德国的咽喉，使其无力顾及其他战场；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战线先天不足。假如中国不能困住日本，日寇北进攻打苏联，或全力南进攻打英美；苏联不能抵住德国，德国回头进攻英美，战争结局将不堪设想。这一点，无论是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有清醒客观的认识。

为实施法西斯国家控制世界的全球战略，日本军方一直想尽快打垮中国，终止中日战争，以抽兵“南进”或“北进”。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不仅不能从中国撤出军队，相反于1940年4月又向中国派遣两个师团参战。同年8月—10月，八路军展开百团大战，使日军在华北遭到沉重打击，日本更无法抽走军队。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终于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种两面作战的局面，埋下了日本法西斯彻底失败的种子。正面战场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使日军深深陷在中国战场，也不敢轻易抽兵。由于中国军民坚持艰苦抗战，日军不得不在太平洋停下进攻的脚步。这有力说明，制约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战场。美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场步步得手，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无疑起了重大的战略支援作用。在苏联与德国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进行决战期间，斯大林曾经3次致电毛泽东，建议调若干部队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中共中央从全局考虑，把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并在整个华北地区加强对日作战。正是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在苏联军民与德国法西斯的决死搏斗中，苏联的生力军才可以从容西调打击德国军队，苏联才可以执行其“军事经济计划”，生产出强大的武器装备并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

在为人类正义和进步而战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队还直接承担抗击侵入缅甸北部日军的任务，并在仁安羌地区解救被围英军7000余人。中国军队的精锐之师反攻缅北，开辟了摧毁日本法西斯的新战场，有力打击和消耗了侵缅日军。这与太平洋、中国大陆等战场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四、中国人民14年的持久作战沉重打击并拖垮了日本法西斯，是其最后灭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持久抗战拖垮了日本经济。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是否能保证前线的需求，是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日本法西斯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如意打算是速战速决，然后巩固和掠夺占领地区，将其建成进行战争的战略基地，充实国力，再进行新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打乱了日本的企图，其国力不但未能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得到充实，反而给其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可克服的困难。1937年日本的直接军费占国民收入的17.6%，到了1941年，直接军费已占国民收入的34.9%。日本高额军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与生产，民众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政治方面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中国军民把日本法西斯拖进持久战，使它迟迟不能结束战争，这又造成了日本政界矛盾重重，各方互相指责，导致内阁频繁更迭。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内阁共换了15届，尽管如此更替，但哪一届政府也找不出扭转中国局面的办法。日本侵华头目冈村宁次大将曾表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中国的持久抗战，对日本的军心、民心影响甚重。比如，由于担心动摇军心，冈村宁次曾对来军慰问的日本政界、财界、教育界、舆论界人士向一线官兵诉说国内情况非常不满。日本外相重光葵也曾说：“自满洲事变以后，已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极盼停战。”这表达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态。他还认为：“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和打击，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和打击，对其军心、民心的影响和打击，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军事面临失败、经济疲软衰退、政局动荡不安的困境。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化，这几个方面终于形成恶性循环，使日本法西斯最终走向灭亡。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早开始、持续时间最长、规模巨大的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亚洲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束缚了日本法西斯向苏联进攻的手脚，也削弱了它对太平洋战区的进攻，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更直接参与盟国军队的反攻。中国长达14年的持久抗战拖垮了日本法西斯的经济，导致其政局动荡、民众厌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创建联合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完全可以说，中国自始至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重大贡献。

（选自2015年6月4日《人民日报》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

结束于70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战火燃及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共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被卷入其中。这场战争是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给人类带来的一场劫难，是世界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文明与野蛮力量之间的一场大决斗。环顾这场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大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亚欧两大战争策源地先后形成，日本、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先后在亚欧点燃世界大战战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为维护和平正义、拯救人类文明而战的世界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奠定了基础，也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中最早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领导推动局部抗战，率先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抗日的号召。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随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10多个文件，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号召民众起来抗日，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抗日本侵略、收复领土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在党的号召和推动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比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早9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中共中央号召党团员深入到东北农村组织和动员群众，组建游击队抗日，1933年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东北抗联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成为东北抗日的主力。东北抗联转战白山黑水，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艰难地同日伪军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首役之功。

中国共产党对关内其他地区的局部抗战给予大力声援和支持。发动民众支援国民党第19路军淞沪抗战；与国民党将领冯玉祥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掀起察哈尔抗日斗争；组织中共代表团并发动各界慰问声援绥远抗日将士。

在整个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东北的抗日斗争，大力支持和声援各地局部抗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掀起，以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的姿态展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博大的胸怀、宽广的眼界观察中国和世界，毅然举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在积极倡导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维护国际和平的主张。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明确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我们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重申：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通过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世界联盟的主张传递给全世界。

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8年2月，为声援在英国召开的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反侵略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1939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提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1941年7月，周恩来撰文指出：“我们抗战四年，久已成了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如果敌人一旦北进或南进，我们更应努力牵制敌人，使其陷于两面乃至多面作战的困难，以尽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员之一的责任，那才不愧为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才真能以中苏英美为中心结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

反抗消灭法西斯、维护人类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使命，世界和平正义力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法西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居窑洞，观天下之变、谋时代大势、指未来之路，在中国和世界上大力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那些最初隔岸观火、绥靖中立、祸水外引而最终被战火烧身者相比，则显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胸襟宽广的大局观。

（三）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对中国抗战发挥重要作用，也对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前提和基础。1936年7月，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博大胸襟，捐弃前嫌，放下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最终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汇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共同奋斗。1938年初，毛泽东在给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题词说：“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包括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代表参加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向中、日、苏、美、英发布告人民书。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而开展的一次重要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阶段，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也大大加快。中国共产党认为，正确处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以前者促成后者，是争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1941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指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朱德任书记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研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军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延伸，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倡导者，而且是重要推动者。以局部推动全局，从中国着眼世界，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和升华。

二、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积极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能否取得这场亘古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奇观。中国共产党一面艰难地坚持抗战，一面大力配合、策应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的广泛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也丰富了世界军事理论与实践

在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科学预见：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系统阐明抗战时期党的基本方略，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抗战的军事战略是“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撰写了指导抗战的军事理论文章《论持久战》，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科学预测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阐明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迎来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队作战和民兵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军事理论武器，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赞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当年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日本军事评论家久住忠男承认：“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有力支撑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军事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着重向敌后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开辟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独立的广大敌后战场，形成与正面战场夹击日军的战略格局，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当时正面战场大规模作战行动减少，而八路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动百团大战等一系列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坚定了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信心。同时，侵华日军则集中兵力打击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间，敌后抗战遭遇空前的困难局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无所畏惧，英勇抗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艰苦地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1943年秋以后，敌后战场逐步扭转战局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上半年进入全面反攻，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战绩辉煌，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同时，党的自身力量也获得空前壮大与发展，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25亿。敌后抗日武装共伤亡61万多人。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感叹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总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敌后抗战和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纵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战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决定性作用。早在东北局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和朝鲜抗日志士一起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武装，携手并肩，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组织和发动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支持和帮助日本反法西斯战士成立“觉醒联盟”等反战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中共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时报》的影响，英、法、德等国家的下层华侨与当地爱好和平正义人士一道，直接或间接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各地号召或组织华侨及当地民众，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中英勇顽强地开展抗日斗争。由中共华侨党员组织领导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四八支队”，以八路军新四军名字缩写而成），在菲律宾沦陷期间始终坚持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美国军队反攻菲律宾作战；受中共影响的华侨青年纷纷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坚持抗日斗争，为当地抗日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立下功勋。在美洲，一些受中共影响的华侨青年积极参加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及洗衣馆业联合会，开展各种抗日援华活动；由中共华侨党员唐明照等主办的《美洲华侨日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号角。受此等影响，有13000多名华侨青年参加美军，征战在世界各个反法西斯战场上。

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情报战线的反法西斯斗争。1941年苏德战争前夕，中共中央把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阎宝航关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通报给苏联，为苏联提早进入战备争取了宝贵时间。1944年夏，中共中央又将阎宝航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部署的详细情况报告转给苏联，为苏军消灭这支精锐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策应与配合。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得到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组织和人民的关注、同情和支持。白求恩、柯棣华、汉斯·希伯等外国医护人员和记者深入中国敌后战场，到最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作战地区采访，写出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通讯报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支持，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而中国敌后战场对各国的支援也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

三、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积极致力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主动作为，努力打开外交局面，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外交

全国性抗战伊始，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提出：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的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活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党内指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另外，在大后方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友人，积极开展抗日外交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的认可和重视。1944年6月起，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进行访问。1944年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又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长驻延安近3年之久，其成员还专门考察了晋绥、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绝不是惧外媚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多次会谈，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沟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在国际舞台上扩大自身以及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解放区的政治影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参与发起创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夕，为了使中国代表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广大解放区的民意，中国共产党多次明确提出要派代表参加会议。经过中共的努力和争取，以及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得放弃单方面包办、垄断中国代表团的企图。1945年4月至6月，中共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召开期间，董必武不仅参加第三委员会关于成立安理会提案等问题的讨论，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庄重地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会议结束以后，董必武又前往纽约，广泛接触国际友好人士及海外华侨，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做了大量工作，如出版散发英文版的《中国解放区实录》，介绍中共的抗日战绩和解放区建设发展的成就等。

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抗战时期第一次参加国际政治舞台的重大活动，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正式亮相，第一次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取得的成就直接地传播给世界，在广大国际友好人士和华侨中间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积极致力于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大力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和战后世界进步潮流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带有普遍性的战后国际问题和与中国相关的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鲜明主张和要求。1942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应当成为人民的胜利，各国采取何种社会制度应当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1943年1月中美、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签订后，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决定，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同时也指出：真正的平等的地位，“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同年11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又指出：一国之内不同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在国际国内民主机构中所享受的权利，应视这个力量对反法西斯所作的贡献而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除中国自身问题外，《论联合政府》还积极呼吁帮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民主制度，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以及希望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参与联合国的成立，一起推动制定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联合国宪章的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国际新秩序也开始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而以联合国的成立为起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机制开始形成，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世界进步力量不断壮大，旧时代列强争霸的国际体系和世界殖民主义的基础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动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殖民地、附属国的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逐渐兴起，并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

历史昭示未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保卫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不论是在当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进步与发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今天，面对新的时代潮流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领导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选自2015年7月7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

一、光辉的著作

以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为代表的光辉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思想。《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于1938年5月，堪称《论持久战》的姊妹篇，强调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游击战争广泛而迅猛的发展。

此外，还有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讲课、讲演、报告等；周恩来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统一战线》；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半年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领导人的著作，为取得全民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二、战斗的媒体

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红中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新闻通讯社。在瑞金时，红中社曾创办《红色中华》报，到延安后改名为《新中华报》。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王皮湾村开始播音，主要播报中央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等。沦陷区和国统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能收听到延安台的广播，不少听了广播的青年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第一份大型的、每日出版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评论社论，报道战况，宣传共产党员、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都曾为报纸撰写社论、代论、文章，《解放日报》成为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惟一机关报。1938年10月，日军进逼武汉，从延安赶回武汉的周恩来，一边部署在重庆准备出版《新华日报》，一边和《新华日报》部分员工一起坚守武汉。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周恩来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

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党的生活》《抗战日报》《冀鲁豫日报》《拂晓报》《抗敌报》《东北日报》《江淮日报》《盐阜大众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一大批党报党刊。

三、抗争的歌声

抗战歌曲，血泪铸就。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抗日爱国歌曲。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这首震撼人心的战歌迅速传唱全国，成为最著名的一首抗日歌曲。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光未然从陕西壶口东渡黄河，后来回到延安，他创作出长篇朗诵诗《黄河吟》。同在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听后写就了《黄河大合唱》。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了抗战前线。

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公木作词的《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作于延安，原为《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解放战争时期，此歌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抗战时期，还有《延安颂》《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歌唱二小放牛郎》《游击队歌》《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五月的鲜花》《新四军军歌》《长城谣》《毕业歌》《新编九一八小调》《黄河颂》《胜利进行曲》《保卫黄河》《救亡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四、怒吼的舞台

抗战时期，中国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利用戏剧这个武器，鼓舞民众，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放下你的鞭子》是由田汉改编而成的独幕剧，1931年，由集体创作、剧作家陈鲤庭执笔写成抗战街头剧。该剧的主人公老父和香姐诉说了日本侵华、家乡沦陷等辛酸，激起观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伶等二十多人创作了三幕剧《保卫芦沟桥》。该剧成为“一颗掷向民众深处的爆烈弹，猛烈地激动每一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他们的热血”，演出时戏院内外响彻“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1942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这部作品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激情，发出了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呼声，被公认为是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

聂耳和田汉的《扬子江暴风雨》，田汉创作的《乱钟》《战友》《回春之曲》《芦沟桥》等一系列作品，夏衍的《咱们要反攻》《法西斯细菌》，沈西苓的《在烽火中》，凌鹤的《火海中的孤军》，李增援的《盲哑恨》，陈荒煤的《打鬼子去》，于伶的《省一颗子弹》，曹禺和宋之的的《全民总动员》，曹禺的《蜕变》，吴祖光的《凤凰城》，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茅盾的《清明前后》，李伯钊和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和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田汉、阳翰笙、光未然、夏衍等党的文艺工作者和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97人当选为理事，艺术家们以各种艺术形式表达抗日决心。梅兰芳编演的《抗金兵》《生死恨》，周信芳编演的《明末遗恨》《洪承畴》《徽钦二帝》《香妃》等戏，在当时影响力极大。抗战时期，许多地方剧种，特别是身处战区的剧种如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都曾演出各种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鼓舞爱国热情的剧目。

五、犀利的画笔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美术工作者纷纷“跑向热情洋溢的群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他们组成了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抗日漫画宣传队、战地写生队等抗战队伍，创作出一大批抗日救亡主题的美术作品，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寇已开始在我国东北横行，绘画大师徐悲鸿于1930年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又创作了《徯我后》《愚公移山》。吴作人的油画《不可毁灭的生命》《空袭下的母亲》，唐一禾的《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王式廓的《平型关大战》等作品，抒发了高昂的爱国激情。

木刻画和连环画以其大众性、宣传性、教育性等特点，成为抗战主题美术作品中的重要形式。1938年7月，连环画《大战临沂》再现了血战台儿庄的悲壮场面。著名木刻家赖少其的《抗战门神》，在1939年春节悬挂在桂林以及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中。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成员彦涵创作了木刻年画《保卫家乡》和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把她们藏起来》《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等作品。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胡一川、罗工柳、雏雅、刘韵波等创作的木刻连环画《抗战十大任务》，广泛宣传了八路军抗战的主要任务。李少言的《日军守备队的生活》《八路军一二〇师在华北》，王朝闻的《姆妈》，古元的《走向自由》《新旧光景》等木刻连环画，都受到了百姓的喜爱。

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先后创作《肉骨头引狗》《丰收》《诱降》等作品，以犀利的笔调反映现实。上海的爱国画家们组成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奔赴南京、苏州、无锡、长沙、桂林、金华等地，以画笔作武器，宣传抗战。1935年，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形象诞生，张乐平创作了很多抗日救亡漫画，如《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敌寇脸谱》《日寇投降》、《王八别传》等。叶浅予的《战时重庆》，穆一龙的《蜿蜒南下》，高龙生的《国破山河在》，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浪》，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创作的《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等作品极具思想和艺术感染力。

六、燃烧的文字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抗战前线，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战斗力、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在抗战文学的写作上，深受沦亡之苦痛的东北作家走在了最前列。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两篇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鲁迅将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亲自作序。随后，又有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问世。

根据地的小说写作，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刘白羽的《五台山下》等作品为代表，正面表现了抗战斗争的艰苦卓绝与军民的同仇敌忾。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反映了抗日时期农民和地主之间复杂尖锐的斗争。国统区的小说写作，有巴金《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老舍的《四世同堂》，齐同的《新生代》，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腐蚀》，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面。

诗词方面，有革命领袖创作的抗战诗词，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朱德的《太行春感》《出太行》《寄语蜀中父老》，董必武的《吊张荩忱将军》《挽左权同志》《挽彭雪枫同志》《忆友叶挺》，体现出豪迈的革命精神。田间的诗作《给战斗者》充满战斗性，光未然创作了《五月的鲜花》和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艾青在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深沉而又炽热的爱。

散文方面，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风景谈》最为脍炙人口。《白杨礼赞》借白杨树来表达对北方抗日军民的赞美；《风景谈》热情讴歌了延安军民火热的战斗生活。何其芳的《星火集》，巴金的《无题》,李广田的《圈外》，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夏衍的《此时此地集》等散文集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报告文学创作在抗战时期很活跃，代表作品有丘东平的《叶挺印象记》《王凌冈的小战斗》，碧野的《太行山边》，萧乾的《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刘白羽的《游击中间》。

七、血色的荧屏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工作者利用电影独有的声色画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1935年，由田汉、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拍摄完成，表现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最强音。

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全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袁牧之和吴印咸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和伊文思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影片。

《延安与八路军》由袁牧之导演，上映于1939年，忠实地纪录了延安与抗日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战绩，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拍摄于1942至1943年，纪录了三五九旅指战员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克服重重困难开荒种地、挖窑洞、盖房子、养猪放羊、纺线织布、土法造纸，把南泥湾变成了塞北江南的真实情景，并且保存了毛主席为影片书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词时的珍贵镜头。

八、激昂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抗战，唤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标语口号，在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广泛宣传，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惟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还我河山”“抗战建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只有抗战才是出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中国同胞联合起来”“加强必胜信念，坚持抗战主张”“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力更生”……

九、永恒的瞬间

拿起相机、创办摄影画报、举办摄影展，一张张图片记录了历史，承载了记忆。

沙飞、吴印咸、石少华、郑景康、罗光达、顾棣等红色摄影师，捕捉了大量真实而珍贵的场景。沙飞的《战斗在古长城》《号角》《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边区妇女为前方战士做军鞋》，吴印咸的《白求恩在河北进行战地手术》，石少华的《地道战》、《子弟兵母亲戎冠秀》，郑景康的《丰收1943》，罗光达的《金顶妙峰山的哨兵》，李途的《狼牙山五壮士负伤生还两英雄》，徐肖冰的《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线》，苏静的《平型关大战》，刘沛江的《收复察哈尔后城》，罗光达的《送信》，赵烈的《我们是抗日小兵》，以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毛泽东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毛泽东会见斯诺》《切断敌人的供给线》《捧起白米饭想到八路军》《血的控诉》《日寇烧毁普陀寺》等摄影图片，成为抗战历史的经典；《晋察冀画报》《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十几种画报先后创刊，仅《晋察冀画报》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晋察冀军区举办影展50多次，延安举办过如“巴苏华大夫的抗战前线影展”、“百团大战影展”、“八路军120师摄影科照片巡回展”等摄影展；创作了大量“土画报”、“摄影墙报”、照片纪念章、战斗画片等抗战宣传品。

十、战地的号角

抗战文艺演出小分队也是一支抗战的队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

当时，延安有一支规模浩大的文艺大军，一是原来陕北苏区的文艺队伍；二是来自中央苏区的文艺队伍；三是从国统区来延安的大批文艺家，其中不少是作家、文艺评论家、戏剧家、词曲家、摄影家、电影家。据统计，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达70多个。在抗日救亡的政治背景下，1937年11月，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次年又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抗战联合会。自1940年1月，边区文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戏剧演出团体大批涌现，主要有人民抗日剧社、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民众剧团、鲁艺实验剧团、烽火剧团、工余剧人协会、青年剧院、延安杂技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平剧研究院等。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郭沫若主持的以进步文艺工作者为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积极开展抗战文艺运动，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产生了很大影响。

晋察冀边区有一大批活跃在敌后的文艺尖兵，如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奋斗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北进剧社、前锋剧社、前进剧社（创造剧社）、前卫剧社、前哨剧社（国防剧社）、挺进剧社、长城剧社、尖兵剧社、华北联大文工团、铁血剧社（群众剧社）、回民支队抗战剧社、新世纪剧社等。

（记者：刘汉俊 何金定 翁淮南 刘文韬 郭慧 冯静 王仁锋 王碧薇 选自2015年第8期《党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