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2014年第13期.pdf
目 录
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我们的历史根基
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
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
不能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我们的历史根基
——专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中将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以“历史揭秘”为噱头，以“反思历史”“还原真相”为名扩散传播的，那么当前它有哪些新表现？
李殿仁：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发展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可以说，他们极尽一切手段，肆意歪曲捏造历史，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一是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革命、“告别革命”。有的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开判定“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宣扬新中国的历史是“苦难史”；有的宣称革命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还有的认为，如果没有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二是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把改革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的“补课”。有的还否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
三是质疑“两个不能否定”，故意放大问题、夸大失误和挫折，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或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虚无”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四是用攻其一点、以偏概全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其本质和主流，把其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如指责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犯了很多错误，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没有贡献；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都不应该进行；特别是集中攻击、诬蔑、抹黑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丑化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前辈。
《中国社会科学报》：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成本变低，各种思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微信、微博朋友圈上经常可以看到“‘文革’揭秘”、“党史真相”等字眼，其所谓的“真相”往往令人咋舌。据您了解，全媒体时代这种思潮的传播形式有什么新特点？
李殿仁：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的各种传播手段，是这一错误思潮泛滥的一大新特点。现在，体现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主张的言论和作品，可见于专业研究成果、通俗历史读物和讲座、互联网、文学影视美术音乐作品等各种媒介之中，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其特点是：
传播内容分散化。分门别类、化整为零，通过不同的途径渠道在不同的媒介上传播扩散，使貌似缺乏系统理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分散的表述中躲过监管而得以广泛传播。
传播形式隐蔽化。常常戴着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的面具，粉饰它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利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夺人眼球的通俗文字，通过互联网、影视作品和通俗读物等向社会大众传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
不仅仅是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个时期以来，相继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如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历史虚无主义和这些思潮相关吗？
李殿仁：可以说，虽然花样不同，但出于某种共同的背景，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它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不过历史虚无主义者重在通过否定和歪曲历史事件或人物，来宣传一定的价值观念，反映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前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潮，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作为研究历史的“标准”，以“还原历史”或“重新审视历史”为幌子，无视历史事实，随意解读历史现象，恣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颠倒是非黑白，甚至不惜散布谣言、伪造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煞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是非问题。
李殿仁：对。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始终是敌对势力消解我们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舆论工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在看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扩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这样的影响：其一，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随意剪裁和解释，误导大众建构符合其核心观点的历史认知，造成人们在历史知识方面的错乱、价值观方面的混乱和对待中国近现代史的不严肃态度。
其二，它向社会大众提供一套完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话语体系，引导大众怀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消解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其三，它否定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历史贡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放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出现的失误，逐步瓦解大众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其四，它歪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对源远流长的灿烂民族文化也一笔抹煞。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这样一些荒唐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各种媒介都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随处可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危害。您认为当前我们该如何汲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李殿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确实如此！现在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原因和教训的研究和争论仍在继续。尽管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但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等人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推行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当时，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过程中，一些带有官方背景的文学作品、新闻媒体和出版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时《忏悔》这部电影，描写了上百万人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失踪的悲剧，它是在时任格鲁吉亚党委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支持下摄制完成的，雅科夫列夫曾说，《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结果，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被玷污了，西方“民主”制度被美化成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随着思想的崩溃，苏联解体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境内外反华势力从未放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分析历史虚无主义，要看到这样一种背景！毁灭民族的历史记忆，动摇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善良的人们应该深长思之。
历史研究是一个大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该如何应对？
李殿仁：面对当前形势，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实事求是，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
研究历史只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以尚未发生的想象作为依据。历史是不承认“假如”的。
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要采取唯物主义态度认真分析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作用和影响，从中把握它的本质和主流。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时间，中国人在苦难中觉醒和奋斗，积极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人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找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历史。今天的中国同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相比，是天壤之别，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是包括我们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个别人抓住我们探索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大做文章，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这是不得人心的。
再次，判断事物的功过是非只能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判断，不能用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去衡量过去的事件和决策。比如说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根本不承认我们的新政权，我们在联合国连个合法地位都没有，许多国家都不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们在政治上歧视我们，经济上封锁我们，军事上围堵我们，一直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甚至到现在还对我们实行方方面面的封锁和限制。当时那种条件下你怎么对它们开放呢？！就是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我们同当时的苏联、东欧，还有承认我们合法地位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展开了全面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以“假设”、“如果”代替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以个别事件否定全部历史，以现在的观点看待当时的条件，甚至编造历史、肢解历史、碎片化历史，这样的手法，令人不齿。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
李殿仁：唯物史观是识别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一方面是普及，要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中注重唯物史观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工作；另一方面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发挥优势，不断进行研究和创新工作，使这一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始终注重存史、研史、学史和用史。一是要继续把历史的研究作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以正视听。二是要扎实推进形式多样的、全民性的正史普及，特别是要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军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弘扬这个优良传统，把学史用史提到全局高度，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我们应把这些号召切实贯彻到工作学习之中。
要主动作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当前文化多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理研究，通过理论阐释、史料分析、实证研究、文本分析等进行全面的透视，以生动多样的方法和手段向社会传达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研究的成果，以去弊解惑，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进而不断赢得人心，巩固阵地，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
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
苏长和
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以美国民主标准为参照，即先按照美国民主设定一个标准，然后将中国民主对号入座，这是在别人标准、别人话语体系下研究自己，结果总是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长此以往，自己好的东西都会被“整容”给毁了。二是从教条的书本出发，脱离实际和实践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典型的是从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概念出发比较中美，导致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判断失真以至于盲目追捧，忽略了对美国不自由不民主的认识。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外”“不唯书”的态度和精神，而正确的方法和标准就是唯实。以此观之，似可得到以下认识：
一、中美民主政治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根本不同
1.“和”与“同”的差异。中国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国家，美国是一块一块拼成的国家。美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同”，追求高度一致是美国社会的典型特点，你一定要同我一样，不一样就是异己。而中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和”，崇尚“和而不同”，群星灿烂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始终为个人和社会保留充分的空间，这对真自由、真民主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
2.独立与扩张的本质不同。在世界近代民主史上，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如下几点被忽视和轻视了：一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国家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保障本国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主治国政治道路的探索。新中国在建国之时就解决了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所以不存在美国后来始终面对的政治扩容问题。正因为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敢搞群众路线，约束自己监督自己，通过群众路线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美国的民主则既是有钱人之间谈出来的，也是打出来和对外扩张出来的。经过流血和牺牲，美国黑人直到 20世纪 60年代才拥有选举权。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的扩张和对外干预世人有目共睹。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同
1.中美民主的国内经济基础有着公与私的本质区别。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中国历来提倡“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并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公”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社会“公”的思想兼容有关系。而私有制与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个社会越受私有制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民主在美国异化为钱主，是这个逻辑的必然结果。
2.中美民主的国际经济基础有着共生与寄生的根本不同。美国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现代化道路是建立在对外扩张和战争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化是建立在内生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并致力于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共生国际经济基础。
三、中美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不同
1.“一中有多”与“一分为多”
任何大国政治，都重视“一”，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国的两党制是一分为二，三权分立是一分为三。中国政治中的“一”能包容“多”，因此“一”才能在不断更新中扩容、兼容和变容，是为人民民主。而美国的三权分立则不同，有时总统很强势，有时国会占主导，有时司法很独断，其背后是资产阶级专政。它重视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会有“一”;制衡机制一旦失衡，就会出现现在的美国政府僵局和民主失灵现象。
2.“合”与“分”
不少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的关键字就是“分”。政党政治一分为二也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也好，或者其联 邦制下的分权也好，表面上确实是“分”。但 “9·11”后美国的集权趋势非常明显。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政治时，由于没有看到其形分实合的一面，误以为“分”是其政治精髓，学了去实践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政治对立、民众对抗，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美国民主失灵，也与其权力分割有关。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权力只有分工而不被分割。但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把国家权力切割成一块块，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
3.“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隔着一届干”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多党制恰恰违背了这一治理常识。美国两党制的治理特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用福山的话说是相互否决体制。当然，美国两党也经常相互支持，在和平演变苏联上，美国就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将苏联搞垮誓不罢休。
4.“选”与“举”
不少人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海选，这与媒体贯于展示海选的热闹不无关系。但这只是表面，其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最关键，这也最容易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真正到全国性大选时，选民就只能二选一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如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根本不是选出来的，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而且，美国的内举制度和旋转门政治还使得募集选举资金等腐败行为合法化。而中国的选举，是不论出身，通过层层选拔，将出类拔萃者选出来担任合适职位，强调“竞德竞能”。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也搞全民选举或全民公投，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西方对外也将海选鼓吹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
四、中美民主政治的政府责任不同
1.公道政府的责任与私道政府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美国是大政府、强政府。这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但美国是一个找不到人负责的政府，两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更是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在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而在中国，个人、社会、政党、国家是命运共同体，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强。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美国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当官的跑去度假了，这种情况在中国一定就地免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在美国，在你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这种“责任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很具有欺骗性。它的一个致命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累积。而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政府时刻处于政党监督、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和公民监督之下，一旦通过监督发现问题，即使政府已经换届、官员已经调任，仍然会被追究责任。
五、中美民主政治的科学决策不同
科学决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区分好民主与坏民主的重要标准。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动力解决问题，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动力发现问题，这是“预”。在中国民主政治下，决策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协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国，执政者可以不听取也没有必要听取不同意见，两党政纲不一，使其难以包容异见。中国是在包容扩容中求统一，美国是在对立对抗中求统一。两党政治的现实会将不同意见放大，并且通过放大不同意见来强化身份和阵营。这很容易将社会撕裂。 20世纪美国两党政治一度在向中间政策靠拢，以克服对抗式决策的弊端，但现在对抗性现象又出现了，这就是美国政治僵局，美国一些人已经在讨论美国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没有纠错机制，这也是误解。协商、信访、集体学习、巡视、调研、到群众中去等，都是保证中国民主政治下科学决策的制度性依据。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纵向民主。比较而言，倒是美国民主政治下的纠错机制经常失灵，美国政府和国会要纠华尔街的错就做不到。
六、民主政治的未来在中国
民主政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类古已有之。人类几大核心文明圈，早期都有对民主政治的求索，这些民主资源构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样多元的早期民主求索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现在问题不小，其内部出现失灵，对外推销的时候出现滞销。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各国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姑且称之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
世界上认认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国家不多，中国算一个。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主道路求索充满着理想、干劲和希望，并收获着成果。为发展和升级民主政治，并让民主政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可谓一代代人在接力奋斗，是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的曙光。
（选自 2014年第 48期《求是内参》，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张维为
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历史事实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民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包含这些观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观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应该确立一个前提：这些观念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绝非少数西方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荒谬的情况，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使6亿多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造成至少10多万平民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这个本世纪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则会被看作是捍卫人权。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过：你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谈，话语的强弱是由话语者地位的强弱所决定的。西方国家近二三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话语也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回顾当年欧洲人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论证。今天，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还历史本来面目
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他们同时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都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西方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这套制度也包括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尽管华工是当年美国跨大陆铁路建设的主力军，为美国的工业化做出了重大牺牲，但种族主义占主导的美国社会大规模地排斥华人，各种针对华人的暴行频发，种族主义学者也论证华人属于劣等民族。在当时的国会辩论中，有一些议员提出这个法案似乎有悖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但“排华法案”还是获得了多数通过。这个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十年，驱逐了一大批华人，禁止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也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这个法案某种意义上开启了西方针对东方黄种人的体制化的种族歧视。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又公开提出了“黄祸”的概念，“黄祸论”也随之广为传播。（“排华法案”于1943年被废除，主要是二次大战使德国纳粹宣传的“种族主义”臭名昭著。此外，美国也需要联合中国抗击日本。在美国华人社会的压力下，直到2012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130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个表示歉意的决议。）
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疯狂掠夺世界财富和资源的时候，这些财富和资源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化，但这种血腥战争和利益争夺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本身也遭受重创。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终于有一些人士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遍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国家的国内外政策。例如，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19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推广普及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对“自由、民主、人权”历史真相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在西方得到普遍承认的时间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民权开始，那么也只有近50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诠释。比如，这些思想家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理性和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选自201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