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2014年第9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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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刘云山：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Ø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
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刘云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担当。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干部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
一、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矛盾运动永无止境，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才能找到引领时代进步的路标。增强问题意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准确把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课题，并为此进行不懈奋斗。革命战争年代，正是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目标、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才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问题，才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突破，才成功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使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展示出光明前景。可以说，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全部实践，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特点，很大程度就反映在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矛盾上，反映在我们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上。应当看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和十分有利的条件，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世所罕见。当今世界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预言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就全面深化改革来说，要解决的都是牵动性强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能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改革就难以深入推进，发展就难以打开新的空间。
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
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关键在于敢不敢于正视问题，善不善于发现问题。敢不敢于正视问题是态度问题，需要我们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对存在的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否则就会使小问题演化成大问题。敢于正视问题，必须善于发现问题，领导干部就要在发现问题上领先。发现问题，要求我们有一双洞察问题的眼睛，拓宽视野看世界、看中国，看历史、看未来，从而找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
在国际国内相互联系中发现问题。现在，国际国内的联系互动日益加深，国内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和国际问题中的中国因素都在增加。中央反复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体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发展战略，也才能找到解决面临问题、推进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要立足基本国情、树立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的新情况，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向，从而发现需要抓紧破解的新矛盾新问题。要注意从世界格局变化中，看到维护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风险与挑战；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态势中，既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又看到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当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看到我国科技创新的差距和潜力；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中，看到壮大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总之，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只有及时发现问题，做到沉着应对、趋利避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问题。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就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有人说，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改革就是问题倒逼出来的，当年一些地方率先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解决吃不饱肚子的问题。经过30多年不懈奋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在更高水平上攻坚克难的新阶段。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不可能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遇到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中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如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问题，做到既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讲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的核心问题，做到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处理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关系，做到既抑制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又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预定目标的经济增长，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之，在各种困难和复杂因素面前，只有在认识上保持清醒、在行动上积极应对，才能实现改革的顺利推进，确保发展的持续平稳。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发现问题。我们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历史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后作出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深刻总结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党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经历的失误与挫折，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在对照现实问题中得到新的认识，就能够在未来征程中少走弯路、减少失误。特别是在国内外各种条件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一定要对照历史这面镜子，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又增加了哪些新因素；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危险又有了哪些新苗头；深入思考并及时发现实际工作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努力做到不诿过、不贰过。
三、问题纷繁复杂，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问题
发现问题是前提，能不能正确分析问题更见功力。现实世界的问题错综复杂，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有经济领域的，也有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有曾经经历过的，也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问题相互纠结、连锁反应。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问题分析、研究得越透彻，解决起来就越有针对性。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任何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基础。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遇到的问题，不同领域存在的问题，必然差别很大，这就需要很好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具体分析，弄清楚问题的多与少、大与小、轻与重、缓与急、易与难，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麻痹大意，也不能以偏概全、任意夸大；既不能把可能影响全局的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问题来对待，也不能把特殊的某个方面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来处理。通过具体分析，弄清楚哪些是思想认识问题，哪些是政治原则问题，哪些是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弄清楚哪些是体制机制弊端造成的问题，哪些是工作责任不落实造成的问题，哪些是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许多问题并不是一眼能看穿识透的。这就需要见微知著、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撇开枝节抓根本。在分析问题时，如果只观一隅、只察一面，就可能会一叶障目、盲人摸象，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各级领导干部每天都要处理许多具体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甚至是令人头痛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迷失在现象的迷宫之中，不能让表象问题“乱花渐欲迷人眼”，而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方法，对问题的本质作出正确判断。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确实是客观现实，国际上随之出现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衰退论”，但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判断，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人们信心。所以，分析问题要善于研机析理、察形见势，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倾向性，从偶然问题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努力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抓住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重点，才能牵住牛鼻子，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要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注重抓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进而明确有效破解问题的主攻方向。比如：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坚定理想信念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固本培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经济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抗风险能力；政治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能力；文化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切实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作风建设方面，就要紧紧抓住“四风”问题，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机制，等等。总之，只要抓住和解决了关键问题，就能带动全局工作，推进事业全面发展。
四、问题绕不开躲不过，应当有敢于触及矛盾、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
领导干部就是解决问题的，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责任担当，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检验。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是应有的自信，是有力量的表现。应当肯定，大多数领导干部问题意识是强的，解决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问题意识淡薄。有的忽视问题，对矛盾熟视无睹，一旦遇到问题，往往措手不及；有的逃避问题，搞鸵鸟政策、选择性失明，把一些本来应该及时解决的问题拖成了老大难；有的不注重解决问题，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真正遇到棘手问题就捉襟见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各项工作的推进，影响着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落实。淡漠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忧患是最大的忧患。各级领导干部要弘扬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在解决问题中集聚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增强问题意识，既要见思想，更要见行动。思想变为行动，重要的是把问题意识转化为问题导向。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工作导向，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履职尽责的第一要务。要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碰到难题敢于触及，遇到矛盾主动解决，想方设法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职责范围之内，决不能敷衍了事、上交矛盾。要对照形势发展的新要求，抓紧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薄弱环节，努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对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抓紧解决工作中存在的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对照党章的标准和要求，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坚决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
应当说，许多问题解决起来确实有难度，必须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韧劲。事实常常是这样，面对困难和问题，只要认真对待，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契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强化问题导向、增强责任担当，就要把解决问题作为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沉重的包袱，作为创新的支点而不是退缩的借口。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勇气，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敢啃硬骨头，勇于闯难关。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耐心和恒心，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问题堡垒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五、问题源于实践，要到实践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也要在实践中解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则。如果只是空洞地谈问题，只是坐在机关闭门造车，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群众处在实践的第一线，很多时候对问题的感受更直接、更准确，对情况的了解也更详细、更透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前头去了。改革开放的很多方针政策都是来自群众的创造，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群众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推广开来。要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群众是真正英雄的观点，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深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中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难题。
深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必须做到走进去、沉下去、融进去。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巩固和拓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增强宗旨意识，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多到基层接地气，多到现场摸实情，加深对民心民意的感悟，加深对客观情况的了解，加深对实际问题的认识。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向群众求教，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基层的实践经验中获得思想启迪，从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丰厚营养。特别是对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性问题，要认真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包括掌握网情民意，这样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六、有真本领就不怕有问题，关键是要通过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古人说，“政善治，事善能”。我们讲发现问题的敏锐，讲直面问题的担当，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素养。现在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以往，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领导干部本领恐慌问题十分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由于缺乏本领，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候也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认识好、解决好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本领。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克服本领恐慌的紧迫感，不断提高驾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力不是固有的，本领也不是天生的，必须切实加强学习。善学者智，善学者强，善学者胜。只有持续学习、不断充电，完善知识结构，才能拓宽视野、提升思维能力，才能敏锐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要大兴学习之风，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多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工作之余应该干些什么，从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领域各方面的知识。要带着问题学习，对照遇到的问题找知识上的不足、找能力上的差距，不熟悉的东西要努力去掌握，通过学习缩小差距、补齐短板，提高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的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带着问题思考，对工作和学习中碰到的问题要刨根问底、举一反三，多问一问是什么、为什么，多想一想怎么看、怎么办，善于从个性问题中寻找共性问题，实现从看到问题到洞悉问题转变，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上。要带着问题调研，搞调查研究既要到那些有成绩、有经验的地方，也要到那些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对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望闻问切”“解剖麻雀”，从基层一线的实践创造中总结规律性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2014年5月15日在中央党校2014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力，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7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万劫不复。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纪》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个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甲午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它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得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选自2014年4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声东 张铁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