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2014年第3期.pdf
目 录
Ø 2014：中国站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Ø 关注总理记者会：9个难点和11个新信号
Ø 甲午殇思：穿越无形历史障壁的强国梦
徐晓青 李云路 蔡敏
中国的年度政治盛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周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落下帷幕。一天前，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也完成全部议程闭幕。
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次召开的两会，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一年来各方面工作实现良好开局后的首次两会。“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贯穿今年两会的主线。近3000名人大代表高票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改革的方略和办法通过会议获得法定保障，并在会后由代表委员传递到各方，付诸实施。
中国跨越三个世纪的民族复兴历程，或将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写下历史性的答卷。2014年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开局之年”，更显得尤为重要。两会召开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作为组长的习近平强调：“起跑决定后程”。
新年伊始，“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交替出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为中国经济前景增加了一些悬念。3月初发生在昆明的暴恐事件震惊全国。这都预示中国的新改革将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中进行。
从2012年11月完成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一个又一个新气象接连呈现，中共的改革决心和改革思维在2014年的春天越来越清晰。但摆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面前的新一轮改革，难度异乎寻常。
观察家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过170多年。而今最大的不同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再启改革议程后，要啃的全是“硬骨头”，是真正的“自我革命”。
“改革”一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77次。报告说：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思想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表述，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改革的阻力，一是认识论的局限性，一些人有惰性和路径依赖，想维持现状，不想改革；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改革，怕改革动了自己的奶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分析。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改了，若法律、规范、社会认同度等跟不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现象，甚至是某些领域的失序、失范。但若不改革，风险更大，很可能出现产能持续过剩、部分产业泡沫化、金融陷入死循环、资源环境过度透支、权力寻租、腐败蔓延、经济“硬着陆”等问题，现行的发展模式最终难以维系。
“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日益清晰，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前能改的都改了，现在还要向改革要动力，那只能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国强、民富，是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而两会也传递出重要的信息，那便是注重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注重改革‘快’与‘慢’、速度与质量之间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北说。
两会的召开，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得以细化和部署，党的宏观决策化为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积聚的顽疾‘像冰山一样牢不可破’，但我们已然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英国《金融时报》这样比喻正在推进的中国新改革。
这场接力跑一般的改革不是从天而降的。从历史的纵深看2014年这个甲午马年，则更见不一般。
120年前的1894年也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甲午马年，中日战争使中国领土主权进一步沦丧，给中国发展带来沉重枷锁，从此中国深深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那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把目光投向改革。改革与不改革、改革与如何改革，乃至改革与革命，引起了激烈争论。而在实践中，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当时都未能成功改变中国的命运。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重新带上复兴之路，新中国如初升旭日。1954年又逢甲午马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然而，由于一系列失误，宏伟进程再次被打断。中国直到1978年的马年，才拨乱反正，回到正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持续36年，创造了举世震惊的“中国奇迹”。
如今，改革再一次出发。审视2014的时空坐标，与36年前的那场改革开放相比，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带来了庞大的经济体量，也制造了收入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中国经济本身亟需通过转型寻找新的内生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至今，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尚在艰难复苏之中。世界范围内资源、货币、劳动力等要素分配依然不尽合理。冷战结束后全球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虽然存在，但世界仍不尽太平。
近年来，美国、日本等现代化领先国家相继进行政策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外部环境治理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进入2014年，以“改革”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已初显雏形。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新改革，堪称“壮士断腕”，“背水一战”，别无选择。
两会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发出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宣言”，并推出了“执行计划书”，获得了代表委员的广泛响应和拥护。
来自企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小平已在筹划今年将优质资本与改革试点流转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嫁接”。他说，改革不仅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和社会的自觉、靠企业和公民的自觉。
曾参与上海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全国政协委员王新奎今年向政协提交了关于自贸区在全国“增点、扩区”等建议。他认为，对于自贸区试点的数量、分布，大家的看法曾不尽相同，经过两会上总书记提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方向，大家的想法有了交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两会汇聚了各个地方、行业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用十几天的时间，进行观点交汇和交锋，畅所欲言，解放思想，进而凝聚了共识。
观察人士分析，有了协调同步的、开阔开放的改革思维，中国的改革实践才能出现创新和突破。
进一步看，2014年揭幕的这场改革，有了文明转型的意义。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首次将改革的内涵提升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继“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后，中共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西方研究组织力学的学者将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权力横线与纵线（在中国所称的“条”与“块”）的交错称作“矩阵”难题。这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并存交织的13亿人口大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制造出很难把控的非线性运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曾表示，由于中国已经产生出世界史上最大的组织机构，其“矩阵”的复杂性也是世所罕见的。
随着中国政府作出一系列突破性的改革部署，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中国开始着力解决“权力经纬”这个世界性难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认为，在不同领域的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成果本身就会改变大环境，进而对中国整体的发展产生影响。
站在2014年这个节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已不仅仅是在决定自己命运，还牵动着全球化的方向。
改革的种种具体措施，正在使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如首个实施“负面清单”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后将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多边贸易谈判也在提速推进。中国还拟推动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更宽泛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一旦获得成功，绝不仅仅是为各国带来更多的稳定赚钱机会，而更将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道路选择，为世界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本文转自新华网3月13日北京电）
关注总理记者会：9个难点和11个新信号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属研究院
3月13日上午，李克强总理记者招待会给2014年两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用口语化、讲故事的方式，向数百位记者坦承了一些改革的困难点，也再次表达了继续改革的决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两会改革举措追踪”课题组在近2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中，第一时间进入整理与追踪，罗列出总理记者会上提及的9个改革困难点和11个的新信号。
9个改革困难点：
一、如何处理“难免有磕磕碰碰的”周边国家关系？2013年来自周边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太平洋东岸美国的摩擦压力很用，李克强总理坦承“四邻周边有时候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情况”的困难，他也认为，“只要各国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各国一起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缩小矛盾点，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这表明中国政府还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与人为善的道理，求同存异地解决国际争端，但也不会委曲求全单方面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
二、如何处理债务难题？李克强总理表达的是，要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增加透明度，将审计的结果如实对外公布，表明债务风险是总体可控的，政府的债务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很多债务还是投资性的，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不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未雨绸缪，将采取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开正门、堵偏门，规范融资平台等措施。这些措施对症下药，完全符合大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体现了总理深厚的经济学功底。
三、如何应对中国的多事之秋？今年以来，对中国来说可谓多事之秋，昆明暴恐袭击、马航失联接连发生；经济数据也不乐观，“中国经济崩溃论”在海外再度泛起，舆论对金融和债务风险的担心也在上升；政府面临来自人民群众关于雾霾等污染、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些一个个巨大的困难下，李总理就好像挑滑车一样勇往直前。
四、如何防止“经济失速”？在记者招待会前半部分，几个记者都问到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失速的危险可以说是总理面对最大的难题，这种情况去年就开始了，他坦承，财政和货币的政策运用空间很有限，确实宏观调控遇到了多难选择。开出的药方是用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超过下限，通胀不能超过上限，且着力促改革调结构，让市场去发力。总理提到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韧性，这是底气十足的表现。结合他对债务违约的态度，可以看出，总理还是尽量让市场自己调节，政府只是进行宏观审慎管理，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五、反腐是否会“一阵风”？总理再次强调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他秉承一贯“不捂盖子”的风格，承认中国政府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他强调中国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他同时认为只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这个回答很有“李克强”特色，那就是不搞“大而空”，而是“大而实”，既讲中央反腐的决心，但不是只喊口号，而是同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
六、如何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他提出其关键是放管结合，让政府有更多精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尤其是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管理，让那些坑蒙拐骗等违背市场竞争原则的行为受到严厉惩处。他明确显示了要一抓到底一往无前的勇气。具体实施起来，如何做到放管结合呢？他再次强调“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公布不可为”，这就是总理给各级政府定的总基调。
七、政府如何为市场兜底线？对于影子银行的风险，总理提出加强监管，推出时间表，推动巴三协议落实等措施来应对。具体问题上，他还是坚持从长远利益出发，采取宏观审慎监管，不会采取诸如降低资本充足率等措施来刺激经济，获取短期利益。虽然个别情况难以避免，但必须加强监测，及时处置，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总理的思路基本上还是政府不要把什么包袱都背上，强调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政府只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政府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市场，监督大家遵守游戏规则，政府会为市场兜底，但不会为个别企业兜底。
八、如何向雾霾宣战？对于治理雾霾，总理用了“宣战”这样前所未有严厉的词汇。这不仅仅是向污染宣战，而且是向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宣战。这个宣战不是说说而已，国务院已经出台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十条措施，在161个城市进行PM2.5数值的监测（发展中国家最多）。今年又主动加大降耗力度。总理强调对违法偷排等行为政府绝不手软，要坚决予以惩处，对熟视无睹的监管者要严肃追查责任。总理这次向雾霾宣战，不同以前，他强调主动出击，还呼吁全社会一起努力，持续不懈地奋斗，要打人民战争，打持久战。
九、怎样解决穷人的住房难？李克强总理把解决最困难人群住房问题当做重中之重，早在担任副总理期间，他就把安居工程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次记者招待会，李克强总理表示还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政府目前财政压力很大，如何解决这些房屋建设的资金问题呢？总理的办法还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用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建设质量，保证公平分配，完善准入退出机制。对于房价高的问题，总理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对房地产市场要因城因地分类调控，重在建立长效机制，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总的来说，总理提出的方法主次分明，切实可行。
11个新信号：
在记者招待会中，李克强总理透露了不少新信号，对重点改革领域进行再次强调，对一些大问题再次详细阐述。在近2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中，第一时间进入整理与追踪，罗列其中11个总理透露的新信号。
第一，“面临去年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果断全面审计债务，规范融资平台，规范预算管理。”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近11万亿元。其中存在大量用于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投资性项目的融资平台债务，形成了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债务悬河”。2010年国务院曾出台通知要求对地方融资平台加以清理，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注入优质资产、改制重组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方式，提高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但此后地方融资平台规模依然膨胀。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规范”，2014年加强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趋势会更明显，部分融资平台有望“转正”。
第二，“四邻周边有时候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国家，没有“之一”。除直接接壤的邻国外，中国周边还有日本、印尼、印度等人口过亿甚至过10亿的一衣带水邻居，全球70亿人口中的40亿在中国周边和四邻。邻里之间有一些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共同居住在同一片区域是无法改变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是主要方面。因此，对于周边外交中的分歧，要强调“管控”，共同繁荣才是大局。
第三，加快推进“权力清单”的公布。在答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反腐败的问题中，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的公布，暗示今年政府反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督促各级政府加快推出权力清单制度，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这一点上看，2014年行政体制的改革进程还会加快，类似国有资产的改革，像土地出让金收入、矿产权的转让等的全面审计也会有更多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
第四，“在多重目标中稳增长”。总理的这个表述表明，作为13亿人口的中国，政府面临多个目标，除了保就业、促民生、调结构等近期目标之外，还有“两个一百年”等长期目标。如何在多个目标中实现稳增长，高度考验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中国在既要实现多重目标又要稳增长的约束条件下，探索出了“合理运行区间”管理体系，这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大创新，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主要经济体更加看重增长与就业”。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中，谈到二十国集团（G20）把增长与就业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政策中的“老生常谈”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新提法的重要实例。中国一直以来在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一过程中，增长是就业增加的表现。而西方七国（G7）经济高度虚拟化，增长与就业关系已多年持续变弱。G20把增长与就业联系起来，是提倡增加投资的信号。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中国政府的既往行为变成了世界趋势。
第六，再次强调“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我国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这就要让市场主体自主发挥活力和创造力。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市场主动性在逐步扩大，这不简单是政府“退出”的结果，也是市场扩大的效果。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法治，让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要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唯有这样才能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
第七，“支持香港保持并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陆法系国家中实行海洋法系的自由港，这决定了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有其不可替代的支柱。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有得到加强的机会，只要香港保持对内地的“向心力”，维持稳定发展，势必能在中国经济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八，“牵牛鼻子”的改革。对比此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提法，李克强总理这次“牵牛鼻子”有微妙的语境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中，“全身”的被动成分多一些，“牵一发”起到的主要是刺激作用。而“牵牛鼻子”的情境中，牛很可能本来就是要往前走的，牵牛鼻子起到的是主要是调节速度的作用。联系“水到渠成的改革”提法来看，“牵牛鼻子”体现出了“在顺应发展趋势中政府要调节节奏”的意境。
第九，推进“每小时１亿美金生意的中美关系”。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择宽处行、谋长久利”，这是李克强总理在论述中美关系时做出的表述。这里体现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阐述的中国外交的“围棋智慧”。在基辛格看来，西方的外交观念是国际象棋式的：零和博弈、追求把对方“将死”，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而中国的外交智慧是围棋式的：双方共存，各自寻求生存空间，只要不清点目数，游戏可以长期进行下去。这是中西外交哲学的不同，也是中国的大智慧所在。
第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中的“铁腕治污”新词，表明不仅要治贪官，还要治“污官”，这表明了向雾霾“宣战”的决心。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贪官和污官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在违法乱纪、伤天害人。因此，总理提出，要对那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严厉惩处，对那些监管不到位的，要严肃追查责任。
第十一，“中国装备”的质量承诺要接受媒体的监督。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中国的经济要升级，出国产品也要升级。目前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已占57%，明显在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而高端产品，尤其是成套设备，对质量要求也是最严格。对于中国来说，刚刚迈入高端市场竞争者行列，声誉树立尤其重要。总理做出的中国装备质量接受监督承诺，向媒体做出监督，呼吁是中国坚决实现产业升级和“走出去”的坚定宣言。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两会改革举措追踪”课题组整理，转自中国网“观点中国”专栏，编辑略有调整）
甲午殇思：穿越无形历史障壁的强国梦
郭凤海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军人更不应该忘记！
今年又逢甲午，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第一，高层“改革惰性”。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交谈，他对日本想与东亚传统决裂表示不解，认为日本人以西装换掉古老民族服装是不敬祖先。森有礼却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自己原来的穿着要好。”这场关于服装的辩论，反映了两国改革者完全不同的变革取向：森有礼主张变革必须彻底；而李鸿章则坚持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说中国决不推行日本式改革，决不用欧俗，只是认为“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无疑，“中体西用”嫁接，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其说为强国强军提供了一定空间，毋宁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处境，反映了清廷上层反对、拖延全面改革势力的强大。后者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当改革与旧制稍有冲触，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以夷变夏”、“乱臣贼子”、“汉奸卖国”。上层极度缺乏改革共识，使最高当局在看待改革问题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这种惰性，致使发展“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实业步履维艰，体制变革一误再误。李鸿章虽然组建起亚洲最大、装备先进的北洋舰队，但是，其它配套军事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等，却远远没有跟上。对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早已全盘掌握，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加紧筹划对中国开战。
第二，国民“一盘散沙”。传统中国，朝廷为树立君父权威，建构了一种家(老百姓)对国承担单向伦理义务的社会治理体系。因而，从传统中国历史看，由爱家到爱国，对于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逻辑断裂：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二者多数情况下互为异己，老百姓的家与一姓王国除了伦理关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益关联，无法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民众不存在把国(朝廷)作为自身利益代表来热爱和捍卫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内在地存在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若非遇到巨大的国破家亡危机，人们的精神旅途通常归于家而终止，民族魂消散在家的细胞中，无法上升为整体国家民族精神。
清朝晚期，由上述家国关系内在断裂决定的国民“一盘散沙”局面更加突出。表现在军队中，将领不负责任，严重腐败，基层官兵厌战怯战，战场上临阵脱逃现象十分普遍，充分暴露出体制性涣散对军队作战造成的严重后果。
第三，文化“积弊难返”。清帝国后期，不论国家还是军队，转型变革至少面临三大阻力：一是思维定式。清廷上下，以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思维定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方式，如固守冷兵器时代“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的训练、作战方式，无视新式热兵器对改进训练和作战样式的新要求，成为影响清军包括北洋海军军事理论、训练作战、风纪管理的重要文化模式。二是“潜规则”。无孔不入的人情交往模式，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人情网”、“小圈子”，致使用人上不正之风盛行。比如，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统帅时，国内海军军官学堂已毕业几届学生，首届赴英国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这些人都被他排除在统帅人选之外，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不懂海战，却被选任为舰队司令官。其中原因，不外乎丁出身淮军，与李同乡，对李唯命是从而已。丁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惨痛代价。三是部门利益。如有些军中后勤保障部门权力过大，又缺乏相应制约，随意压减、扣发前线部队军饷和弹药。甲午海战中，有的军舰严重缺乏炮弹，只好用训练弹向敌舰射击。
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今天，当我们回顾120年前那场战争，我们毫不讳言，有一系列历史障壁，导致甲午海战失败于无形，羁绊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脚步。当代中国，尽管从很多角度看，早已不是过去之中国，但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消极因素，仍然死而未僵，影响着我们追求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如何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精神，走出一条穿越历史迷雾的强国强军道路，仍然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关键在于消除信息社会“时代差”。这个时代差不仅是武器装备的“代差”，而是一个大的社会时代差。一支军队，如果整体上落后于时代基准，如当年大清国军队，即使有一些工业时代的武器装备，必然要打败仗。近几十年，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撒手锏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未能摆脱外部压力、战争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整体信息化水平落后于时代基准。21世纪，在追求“全谱优势”、“全球即时打击”的态势下，军队达不到信息化时代基准要求，威胁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因此，对于我军来说，重要的不单是在某种关键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而要在整体上消除信息化这个时代差，从而在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训练和作战样式等方面全面跨入信息时代，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和整体交战能力。
第二，处理好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权重关系。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周边或域外大国围堵与遏制；无一例外会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抉择，即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关系？当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受到日本忌惮，后者不惜几十年坚持不懈地筹谋策动，阴谋通过战争来破坏、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甲午战争恰恰达成了这样一个战略企图。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危害、蚕食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特别是日本安倍政府，为二战军国主义招魂，频频挑衅中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这警示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发展战略的关系，既要防止军事发展战略超越国家发展战略，又要积极作为，随时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因此，决不能把牺牲“军事上适当有所作为”，作为换取“和平发展形象”的代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拥有远程战略打击力量的强大军队，不仅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能让战争的策源地也成为战场，彻底改变近代以后侵略战争发动国后方总是安全的这一历史。以此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必然成为我们实现强国梦的重大战略目标。
第三，打通家与国内在联结，夯实强国强军根基。历史证明，只有把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只有把执政目标契合到人民的诉求、需要之中，才会有天下“匹夫”甘心与之共担“兴亡”之责。今天，我们把“人民梦”与“中国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以此整合、优化当代中国家国关系，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视角出发，建立基于权益共享、真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家国共同体，进一步从根本上弥平传统中国家与国、保家与卫国的权益鸿沟，由此奠定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外来风险、挑战和不测事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
第四，以前无古人的军事变革及其成果支撑国家现代化。近代中国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当西方军事完成了从“农业-军事体制”向“工业-军事体制”和“商业-军事体制”转变后，中国军事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军事体制”上。不仅如此，就连军事领域里的“人”，也仍然是一群“传统人”，演出了“马拉火车”的历史荒诞剧，产生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现代化畸形儿。今天，在军事发展问题上，如果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不解决，仍然可能出现“传统人”扭曲现代体制机制，抑制先进装备技术效能的“英格尔斯效应”问题。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弥平人的差距，推动人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能力全面向信息化跃升。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郭凤海，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大校军衔。本文刊载于《参考消息》2014年03月10日11版，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