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篇

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持续推进

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受到重视

有学者指出，就宏观社会领域而言，我国社会存在着国家整体蓬勃发展趋势向好，而一些公民个体却认为存在社会不公、微观体验不佳的悖论；就法治建设领域而言，存在着国家推进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不断进步，而在具体实践中却依然存在着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等破坏法治的悖论。

也有学者通过全球比较研究发现，“二战”以来在众多试图进行法治转型的后发国家中，真正成功实现高水平法治的比例很低，甚至不到10%。对于成功的法治转型或法治建设而言，至少需要考虑三个环节的因素：作为环境性必要条件的国家能力、法律体系完善或制度供给，以及法治运行实践。前两个环节属于法治建设的宏观方面，而运行环节则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微观的一面。整体上的国家权力行使，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属于宏观方面；而具体个案中的执法、立法与司法，以及贯穿于公权力行使及公民日常生活的每个公民的守法，则属于法治建设的微观方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阶段，我国法治建设就应该在兼顾国家能力和法律体系完善的宏观法治建设的同时，更加侧重法治运行及公民守法层面的微观法治建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人民团体、国企和事业单位乃至私营单位内部的微观法治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二是通过厉行法治，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真正实现全民守法。

“打虎拍蝇”引发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

中国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重要分殊

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反腐行动，不仅在实践上淬炼了纪检机关，也在理论上引发了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中纪委就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指出：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这说明党纪与国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其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及依法治国，与西方以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为背景的法治有着鲜明的区别；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西方法治理论有了重要的分殊，不与党建结合起来，就无法完整理解中国的依法治国。

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难题

司法改革仍是理论研究热点

有学者指出，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世界性问题，司法改革是世界性潮流。一方面，司法改革一直在遵循司法规律、提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推进；但另一方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公正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与提高司法权威、实行员额制与法官遴选制度改革、人财物省级统一之后，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地方党政和权力机关诸多的关系如何摆正和理顺，都成为司法改革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

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传统

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成功衔接

有学者指出，特赦是国际通例，更是我国固有传统。遇有重要庆典、重大事件，行大赦、曲赦、德音之令，给行差走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中国政治“宽宥之道”的传统，也是平和世道人心、和谐社会关系的仁爱政治。

有学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曾于国家有功的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是对他们所做历史性贡献的认可，使他们在胜利日分享国家的喜庆；而对符合条件的部分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的特赦，体现了我国法制史上一直提倡的“矜老恤幼”赦免原则。通过法治精神与德政传统的成功衔接，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发展的成果与制度自信；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亦能促进社会和谐，彰显中国政治中和宥恕的雍容气象。

新闻传播学篇

大数据时代催生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

机器人记者写稿引发一系列敏感问题

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从实践到理论都已经开始了前期的探索，但还谈不上媒体的大规模普及。从实践层面看，大数据新闻根据各自内容的不同和操作层面的侧重开始有了分类。在理论层面，对新闻传播的内容生产、真实观念、价值观念、权威性甚至新闻机构的未来组织模式等，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新闻学的数字化转向，留存在互联网中的海量数据通过各种统计采集和方法计算，并通过不同的可视化呈现应用在新闻报道中，不仅可以加强报道的深度，而且可以提升报道的精确性和对未来预测的科学性。有学者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型：计算机辅助报道——以计算机在报道过程中为提高准确性而进行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为特点；数据新闻学——以精确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和分析以及可视化呈现为特点；计算新闻学——以算法、文本分析法、矢量空间文档模型等计算思维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使用为特点。

有学者针对媒体开始尝试机器人记者写稿的现象，指出这一做法必将引发一系列的敏感问题，如记者未来的从业前景如何？是否会影响记者的从业积极性？虽然美联社说此举是为了让记者能从一般报道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投入到深度报道中，但当报道领域越来越多地开放给自动撰写软件的时候，那些带有思想的深度报道是否会消逝呢？

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对于社会传播业态的最大改变，是将传统的、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改变为今天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伴随社会传播技术门槛的降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跨越时空的社会协作成为可能，互联网引导下的媒介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大众媒体为传播中心的不平等的、单向的媒介生态结构被打破，个人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大众闲置的碎片化时间和知识通过互联网完成聚合，从而实现信息的生产、分享和价值创造。传统媒体所主导的信息偏好逐渐被弱化，个人化的信息只要得到认可就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和富有个性，大众的个人生活、个人情感和个性体验开始得到关照。

有学者指出，过去依靠规模占领市场的旧思维应该改变，传统媒体应该突破“内容为王”的单一竞争法则，摆脱单纯以广告为中心的盈利模式，与移动化的传播技术融合，向社交化的传播方式融合，朝平台化的经营方向融合，立足媒体自身的特点，以互联网思维指导转型，在互联网逻辑下完成传媒生态的重构。

数字媒体技术力量不断地显化两个舆论场呈现互动融合趋势

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所有的媒介体制使得社会舆论场呈现出官方舆论场一统天下的格局，民间舆论场只能以口语传播的形式在有限的媒介空间呈现，而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诞生与普及，逐渐使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扁平化，纵向的传播控制被逐步打破，横向的民间舆论在网络世界里开始串联，于是原本隐形于线下的民间舆论场凭借数字媒体技术开始显化，社会出现两个舆论场的格局，并由此开始了新的社会互动。

有学者认为，民间舆论场自显现之初到现在，经历了与官方舆论场的分化和若即若离，到被官方舆论场吸纳、融合和主导，舆论场域的变化往往是政治、技术、社会等多种力量互动与博弈的结果。政治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一直扮演着绝对主导者的角色。媒介技术作为重要的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地对现有的舆论场域的空间进行着拓展突破。社会力量在整个社会话语场域中从萌芽到不断壮大，并且在政府、市场、社会大结构中渐次凸显出自己的存在感，表现出自身的舆论影响力及动员力。

(来源：北京日报)